韩继章：卅载情系图书馆（图）

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图书馆学理论的指导。学术期刊作为学术之公器，在促进理论发展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学术期刊的背后有一批孜孜不倦、密切关注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奉献者，他们提携新学，培育后人，对我国图书馆学理论和图书馆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而韩继章先生就是其中的一员……

一、从业与治学

刘锦山：韩老师，您好！非常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您投身图书馆事业几十年来，主持和领导《图书馆》杂志的运营和发展，孜孜不倦，密切关注影响图书馆发展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提携新学，培育后人，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请您首先向读者朋友谈谈您的从业与治学经历。

韩继章：我1982年从湖南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毕业，分配到湖南图书馆研究辅导部，两年后调到编辑部主持《图书馆》的编辑工作。八十年代前期湖南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是很有成绩的，文化厅很重视此领域的工作，分管这方面工作的张克科是1982年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的科班生，工作能力很强，使湖南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在新馆建设、藏书发展、干部培养诸方面在全国都走在了前列。因而，那段时期，不论在辅导岗位，还是在编辑部，我们都配合得很好。很长一段时间省馆的研究辅导部与编辑部是合在一起的，九十年代初我开始担任辅导部主任并兼抓杂志工作。实际上，九十年代后湖南公共图书馆事业一直处于低谷，我的主要工作仍在编辑部这方面。

我认为办好一个杂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杂志要有导向作用，包括学术的导向和实践上的导向作用。在这一点上我是以袁咏秋老师和金恩晖老师为榜样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图书馆学研究风生水起，热点不断，这与《图书馆学通讯》和《图书馆学研究》两家杂志在中间的搅动、助力是分不开的。当时这两家杂志的掌门人年岁都不小了，快到退休了，然而他们的思想仍是那么敏锐，直到现在，他们二老仍是笔耕不辍，令我感动。

《图书馆》在导向上曾搞过两次大的活动，一次是上面讲的八十年代中期组织的“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研究”的征文活动，一次是2005年至2006年组织的“21世纪新图书馆运动”征文活动，都是根据当年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迫切需求而开展的。“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研究”讨论中曾产生许多重要的管理思想，如“走内涵发展道路”思想、图书情报一体化思想、合作发展藏书思想等，为后来的图书馆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21世纪新图书馆运动”则助推了我国图书馆从传统图书馆向现代图书馆的过渡。

治学方面，从湖南大学毕业到湖南图书馆工作，开始的研究兴趣在目录学方面。我曾参加过全国目录学讨论会的南京会议、太原会议，当时结识了不少目录学方面的朋友。有些朋友后来研究领域转移到图书馆学方面，在杂志编辑上这些朋友对我帮助尤多，如李国新先生从日本研修回国后，将他在日本考察“图书馆自由”的一组文章寄给我，我逐期在《图书馆》发表出来。现在看来，这一组文章可称为我国最早研究“图书馆自由”的成系统的文章。2005年《图书馆》发起“21世纪新图书馆运动”，最早响应并给予支持的仍是李国新、程焕文等目录学的老朋友。九十年代，由于《图书馆》杂志研究领域的需要和自己兴趣的变化，我的研究逐渐向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思想发展这方面转移。

总之，在《图书馆》编辑部工作了二十多年，非常愉快，从未感到过寂寞。每天读到那些充满睿智的稿件，都会让我感到心旷神怡。

二、关于《图书馆》杂志

刘锦山：韩老师，上个世纪80年代您进入《图书馆》杂志社工作之后，转眼30年过去了。这三十年是我国图书馆事业迅速发展的三十年，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可以说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步入了一个黄金发展期。水涨船高，处于这样背景下的《图书馆》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越来越成为日益受到大家关注的图书馆学专业媒体之一。我们了解到，《图书馆》杂志能有今天这样的发展，与您和杂志社历届同仁的辛勤努力和开拓性工作分不开的。请您向读者朋友谈谈《图书馆》杂志30年走过的不凡之路。

韩继章：1985年，我开始接手《图书馆》杂志工作。当时杂志放在省馆研究辅导部，辅导部还管学会办公室和中图会办公室的日常工作，我担任辅导部副主任主持杂志工作。我觉得这样对杂志是有好处的，就是信息量大，能了解各方面的情况，特别是基层馆的情况。由于编辑部与研究辅导部合署办公，使杂志能够了解更多图书馆事业情况，并参与到事业发展中一些问题的讨论，使杂志对事业发展情况心中有数。八十年代初，图书馆活动中还存在很多形式主义的东西。在一次全省藏书工作研讨会上，一些同志强调藏书的思想性原则，强调马列的书要达到多少比例。但一些年轻的馆员则强调要突出实用性原则，马列的书图书馆买了很多，但利用率很低，要强调藏书的实用性，才能大幅提高藏书利用率。《图书馆》抓住实践中的观念问题组织讨论，收到很好的效果。由于辅导与杂志在一起，可以很好地交流和互动，通过辅导了解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通过杂志来研究这些问题，从而使问题获得解决。

八十年代湖南的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在全国是走在前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化厅社文处、图书馆学会、辅导和杂志配合的默契。这几方面配合最好的是1986年秋举办的“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研讨活动。这个活动起自该年6月在武汉大学举办的首届中青年图书馆学情报学研讨会，会上一个重要议题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研究，《图书馆》派了两位同志与会。一位是编委张克科，他既是编委，又在文化厅社文处，主管全省公共图书馆发展，会后我们即策划了下一步工作：《图书馆》开展“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研究”征文活动，文化厅举办“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研究干部培训班”，部署三大系统图书馆调研，秋季在长沙举办湖南省图书馆事业发展研讨会。那段时间，大家热情都非常高，在索溪峪举办的培训班，文化厅谢作孚厅长讲话动员，请武汉大学黄宗忠教授等讲课。九月在长沙举办研讨会，邀请全国各地专家莅会，包括黄纯元等一批青年学者。《图书馆》杂志通过征文活动，与一批青年学者建立了密切联系，通过交流，我们采纳了他们提出的设立“青年图书馆学家论坛”栏目的建议，在翌年第一期即在这一栏目刊出范并思的理论文章，自此，这一栏目成为《图书馆》发表青年学者理论文章的重要栏目，成为《图书馆》与学术沟通的重要桥梁。

图书馆学经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发展，到了21世纪初，已形成一个庞大的学科群，图书馆学的层次性也凸显出来。吴慰慈教授曾对图书馆学的层次性作过深入的探讨，对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理论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的关系作了深入研究，从而从根本上解除了图书馆学研究“理论脱离实践”的桎梏。《图书馆》十分注重理论图书馆学的研究和发展，注重新的学术观点和学派的生长和发展，注意学术新人的出现。八十年代一批青年学者主张科学图书馆学的建立，强调图书馆学研究的科学价值观。在此领域的探讨中，葛民、柴纯青曾作过开拓性研究；21世纪初，王子舟重新举起科学图书馆学旗帜，在《图书馆》连续发表《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艰难重建——纪念<图书馆学基础>出版20周年》[王子舟 《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艰难重建——纪念〈图书馆学基础〉出版20周年》 《图书馆》 2001年第3期。]、《图书馆学的宗旨是什么》[王子舟 《图书馆的宗旨是什么》 《图书馆》 2001年第1期。]和《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之感想》[王子舟 《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之感想》 《图书馆》 2003年第01期。]，王子舟并以“知识集合理论”实践了其理论追求。新世纪之初理论图书馆学研究与应用图书馆学比较起来似乎有被边缘化的味道，但仍有蒋永福、杨文祥、梁灿兴、金胜勇等一批学者极力倡导，他们在《图书馆》发表的对图书馆进行本质性追问的文章使图书馆学研究的一种新型价值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文献的可获得性”理论是世纪之交图书馆学研究中出现的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新的阐释，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讨论反映了人们对图书馆本质追问的一步步深入，“文献可获得性”理论还反映了信息和网络技术对图书馆学发展的影响，这一理论的提出者梁灿兴是一位图书馆年轻馆员，对于一位来自实践却勇于做出理论挑战的年轻人，无疑杂志是应当给予支持的，《图书馆》历时两年多，完成了梁灿兴“文献可获得性论”理论框架重要文章的刊载，从而孕育了一个富有影响的学派，通过刊载这些文章，《图书馆》亦获得了一定的影响力。

三、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

刘锦山：韩老师，我们注意到您长期以来十分关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与发展，同时您对于公共图书馆实践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突出问题十分关注，您似乎相当关注基础理论研究的突破对于公共图书馆实践的重要推进作用。

韩继章：公共图书馆是图书馆的最重要类型，因而深入研究公共图书馆问题是必须的，也是理所当然的。如前所述，《图书馆》杂志本身就处在公共图书馆，对公共图书馆中的问题比较熟悉，研究公共图书馆史很自然的。对图书馆精神的研究不是我的专长，我只是在此领域作过一些粗浅的探索。2005年在桂林年会上李国新先生向我约一篇关于图书馆精神的文章，作为《图书馆年鉴》的专文，我将当时关于图书馆精神的文章作了一下梳理，认为图书馆精神大致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作为图书馆员应具备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是程焕文等先生所一贯倡导的精神，图书馆学作为一种人学，图书馆事业作为一种人文主义事业，这种人文精神是非常重要的，然而这种人文精神却在我国图书馆长期缺位，这是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对图书馆的定位有问题，以前把图书馆定位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后来将其看作是一种文化宣传机构，这样很自然使图书馆与人，与人的权利有相当距离。21世纪初我国“人权入宪”后在图书馆引起广泛讨论，人权理念的传播使图书馆人文精神研究得以逐渐深入，这是属于图书馆员层面的图书馆精神；其另一层次是范并思所主张的公共图书馆精神，这种精神指向图书馆在整个社会中的作用，即现代社会应当建立起一种由图书馆承担的信息公平和信息保障的机制，即公共图书馆制度。因而公共图书馆精神和公共图书馆制度成为了新世纪图书馆学的核心概念。从这一概念的研究和阐发中我们感觉到图书馆在信息社会中担负的担子更重了。

《图书馆》对基础理论的关注是从八十年代中叶开始的，尽管那时我本人的兴趣在目录学，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中提出的一些问题深深吸引着我。我的直觉告诉我，图书馆领域有一批理论潜质很好的人，由于图书馆学专业多设于象北京大学、武汉大学这样的综合性大学，一大批志于理论研究的优秀人才跨入这个专业，使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具有先天优势。比如刘洪波先生，1984年从武汉大学毕业开始分配到一个市图书馆，他并未去报到，他说，“我是搞理论的，怎么到市馆去呢！”于是他自行联系去兰州大学图书馆学系任教，在兰州大学实现了他的图书馆学理论梦想。再如梁灿兴先生也是一位迷恋图书馆学理论的人，不过他的理论梦想的实现不是在科研条件优越的大学教坛，而是在图书馆实践之中。在图书馆界，不论是大学还是图书馆中，有许多这样的人，总是在不断地作着图书馆是什么的本质性追问，正是这些追问，在使图书馆学逐渐地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图书馆》正是怀着深深的敬意关注着人们对图书馆的不懈的追问，并把他们的研究成果迅速地传递给大家。

四、关于“21世纪新图书馆运动”

刘锦山：韩老师，2005年，为纪念湖南图书馆100周年馆庆，您领导《图书馆》倡导发起了旨在重塑公共图书馆形象的“21世纪新图书馆运动”，在业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回应。请您谈谈发起这一运动的具体考虑以及这一运动所产生的影响。

韩继章：2004年到2007年，是我国图书馆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几年，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图书馆走向现代化的关键几年。我个人认为，中国图书馆现代化从八十年代开始，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八十年代奠基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九十年代以来技术突破阶段，第三个阶段是新世纪十年的理论、制度创新阶段。到新世纪十年，中国图书馆基本完成了现代化转型。而2004年至2007年这几年，是转型的一个重要阶段，现代图书馆应当具有的重要理念大多是这段时期提出、研究和确立的。“21世纪新图书馆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曾为上海《图书馆杂志》的理论学术年刊写过一篇文章，谈到我国图书馆现代化的问题，认为图书馆现代化不只是局限在技术、设备方面，而是牵涉到包括办馆的思想、服务的理念等诸多观念和制度在内的综合的现代化。这就像我国社会的近代化过程的探索一样，始于着眼于物（坚船利炮）的洋务运动，继而寻求制度（戊戌变法）和思想观念（新文化运动）的变革。图书馆的现代化同样包括这些文化的层面。我国图书馆现代化过程如果从八十年代算起，大体经历了八十年代的奠基阶段，九十年代的技术突破阶段和新世纪十年的观念孕育阶段，才基本完成了现代化的转型。图书馆这项事业是一项人文主义的事业，但我国图书馆长期以来缺失这种人文关怀，新世纪图书馆新观念的孕育就是以重塑人文关怀为核心的。中国图书馆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复杂的长期发展变化的过程，影响现代化过程的因素很多，社会思潮、经济变革、政治体制、科技发展都对现代化产生过重要影响，而21世纪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政治推行，使人的权利理念得以倡行，图书馆的平等服务、免费服务、知识自由、核心价值观等理念皆由此衍生。2004年到2007年正是图书馆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这时，《图书馆》举办“21世纪新图书馆运动”，可说是切合了时代的节拍。

中国图书馆现代化基本理念在数年之内得以倡行，可以说是抓住了时机，因为当我国现代化的步伐正在加速之时，西方国家的后现代思潮正扑面而来，这股思潮也正在以各种形式影响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果图书馆现代化的理念基础不能在短时期内构建起来，那么，受以解构为基调的后现代思潮影响，图书馆现代化过程将更加艰难，将遭遇更多麻烦。当然，开始设计“21世纪新图书馆运动”时尚未考虑后现代思潮的咄咄逼人的来势。当时主要考虑的是继承上世纪初“新图书馆运动”的精神，使我国公共图书馆回归公益的、公共的本质。现在看来，目的在逐渐实现，2011年政府已经宣布，公共图书馆要实现免费的服务。两次新图书馆运动的主要区别大概在读者权利的强调，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权利尚未提到后来的高度，二战后民主政治的推行使读者权利保障成为图书馆服务的基本要求。两次公共图书馆运动使公共图书馆坚定了公益性、公共性本质，放弃了图书馆产业化的梦想，从而使图书馆现代化成为可能。值得提及的是，在新理念的倡导中，一种公共图书馆制度——即建立一种信息公平和信息保障的制度的理念，是一种合理阐释公共图书馆在信息社会作用的理念，我们期待这样的理念能为社会更广泛接受，那么，图书馆的发展将有可能获得更为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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