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祥金赵燕群：胸中日月常新美（图）

采访时间：2015年12月14日

初稿时间：2016月9月31日

定稿时间：2016年11月1日

采访地点：谭祥金赵燕群家中

近三十年来，我国图书馆事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国家经济和科技的飞跃，使我国各地图书馆事业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最近若干年，其中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岭南图书馆事业和学派的崛起。岭南图书馆事业和学派的崛起、繁荣，自然有其主客观的背景和缘由，得益于天时、地利与人和之便，但有两位学者与此关系甚大，他们将近三十年在岭南这块沃土为了事业倾情付出、提携后学。这两位学者就是谭祥金和赵燕群老师。

采访实录。

一、同学少年

刘锦山：谭老师、赵老师，您好！非常高兴您二位能接受e线图情的采访。首先请您俩向读者朋友谈谈您俩的职业生涯和学术经历。

谭祥金：我出生在湖南津市，那是一个很小的城镇。当时家里很穷，父母是文盲，根本没念过书，土话就叫做“睁眼瞎”，所以父母无论怎样都要想办法让孩子们念书。我的小学、中学都是在津市念的，津市当时才有几万人口，我是津市一中第一届高中生。津市一中校长抓得很紧，要为一中出人才，要求同学们努力学习，为津市争光。高中毕业之前就把我们关到学校3个月念书。高考填志愿也不懂，就填了好多学校，北京大学、武汉大学都填了，武大就报了图书馆学系。津市根本没有图书馆，也不知道图书馆是什么。

1959年被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录取，1963年毕业。进入武大就遇到3年困难时期，吃不饱。很多同学都浮肿，手按到脚上陷下去不起来。1960年下学期采取劳逸结合的生活学习方式，实际上就是不上课，让大家躺着，什么事都不干，这样节省体力，减少身体消耗。

刘锦山：赵老师，您在上大学前的情况是怎样的？

赵燕群：我出生在香港。大概10岁的时候，我父母去海南岛前线修海防。当时海防由财政部拨款修建，广东省财政厅派人做财务管理工作，我爸爸就去了。那时我念小学5年级，海南岛当地没有学校，我就一个人留在广州，每个月到邮局领取父母寄来的生活费。念完中学考大学就到了武汉大学。

刘锦山：您的专业也是图书馆学吗？

赵燕群：我和谭老师是同班同学。说到浮肿，我那时肿得很厉害，记得是1960年寒假，我从脚一直肿到上身，肿到人只能靠在上下铺的柱子坐着，不能躺下。

赵燕群：每顿吃的饭极少大米。女生每顿2两粮，2两粮中包括一把铁蚕豆，很干很干，煮了还是硬的，真的像铁一样；白薯是在地里挖出来后切成条在地上晒干的，硬得要命；把米蒸到稀汤一样，没有多少米，混着铁蚕豆或者白薯干，所以我一直有胃出血。油也没有，没有青菜，只有饭堂自己腌的咸菜，我们一年级在学生食堂劳动过，知道腌菜是将菜帮子用脚踩的。后来我们都去珞珈山上挖野葱，听说什么地方有酱油卖就拿热水瓶去买，其实酱油也不是现在的酱油，是土、盐和色素混合出来的，买了酱油吃。

谭祥金：那时候开饭时食堂放着大桶稀饭，很稀，为了多“捞”到一点沉在桶底的米粒，盛粥时就慢慢地轻轻地把盛粥的瓢放下去。苦中作乐，我们就“唱洪湖水浪打浪”。饭也是三蒸饭，蒸了一次再蒸一次，量好像很大，但实际上都是水，吃下去很容易饿。1962年情况开始好转，有油饼吃。开始是一个星期四个人合起来发一个油饼，大约四两。没有铁蚕豆了，换成黄色玉米面，红色高粱面和白面卷成的“花卷”，很好看，但是南方人吃了很难消化。

赵燕群：那时候学校不安排上课。周末学校在小操场放一场电影，各个系学生会轮流在小礼堂举行一场舞会。我当时是系学生会文化部长，床底下堆放着系里的二胡等乐器，我负责保管，还要按学校要求组织舞会。我自己不跳舞，舞会开始我就离开，为此毕业时要同学互评，有同学就批评我是封建残余思想。平时就鼓励大家练气功。因为二年级上学期开了《古代汉语》有的同学去图书馆借好多古籍阅读，我和谭老师就跟着邹洪斌老师学日语。

刘锦山：有多长时间不能上课？

赵燕群：我们1959年入校，停课是二年级下学期，我们的成绩表在二年级下学期特别注明“因劳逸结合免予考查”。三年级上学期恢复上课，而且一个学期安排课程多达7门课。

刘锦山：开学是9月份吗？

赵燕群：9月份开学。记得我们1959年从广州去武汉的时候，广州还没有粮票，可是在武汉买点心已经要用粮票。我们的粮食关系在学校，学校没有发粮票给我们，我们不可能有粮票的，所以也不能去外面买东西。据同学说唯一有吃的就是在长江的船上，如果买了去外地的船票会有一碗饭，一些有点钱的同学，就去买船票，只有那碗饭是不用粮票的。行政级别十八级以上的干部可能有一斤黄豆，磨成豆浆和豆腐给他们。我是浮肿病人，会给我一小碗黑豆腐渣，还不是经常有，偶然有一碗豆腐渣给我。药是什么药呢？把松针熬成水就是药，说能治疗浮肿。珞珈山不是有很多松树吗？学校熬了松针水发给我们喝，我是最早喝松针水治浮肿病的。肿了一年。1962开始改善，首先是食堂每周炸大油饼，四两一个油饼，四个人分，一个人可以吃四分之一的油饼。男生为了解馋，四个人的油饼先给一个人吃，大家轮流吃一个油饼。那时也不许学生回家，避免不好影响，如果让我回家还是好的，广州还是有得吃的嘛。

谭祥金：赵老师香港那边有亲戚，有时会给她爸爸寄一斤一罐的花生油啊、白糖啊，她家就转寄给她。

赵燕群：学校规定，凡是有妇女病（月经没有了）、浮肿、肝炎就不准回家。我在学校里面什么都没有。我记得家里寄来一罐油，打开来大家一分吃一顿就没有了，寄一点糖来，一下子就没有了，太缺了，同学都一起吃，都太饿了。1959年刚进入学校，班里其他同学家里穷，都要申请领助学金，好像最低每个月4元，最高10.5元伙食费，再加1.5元生活费。我是我们班唯一广州来的，每月家里寄钱来，开始是25元，后来是15元，没有申请助学金。而且就我一个人有皮鞋、手表、热水袋，一看就说我就是大城市的资产阶级。入学不久一位同学就得肝炎了，当时也不知道肝炎传染，肝炎住在医院隔离。我把所有能吃的东西和用具比如暖水瓶等都拿去给她用，现在知道这是传染病，那时根本不知道。同学出院后把东西还给我了，我也没有被传染上肝炎。

刘锦山：我们知道，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是当时全国仅有图书馆学系的两所高校，培养了大量的图书馆学方面的人才。当时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的教学培养以及同学们的学习情况是怎样的？

谭祥金：那时只有武大和北大有图书馆学系，但是都只有一个图书馆学专业，每年招收学生也就三四十人。武大的图书馆学专业比较早，从韦棣华开始，是国内最老的图书馆学专业。我们在武汉大学念本科时主要是跟着老师学，但是本科没有导师、辅导员和班主任。我觉得当时武大除了全面设置图书馆学专业课程外，很注重结合图书馆实际，进学校第二学期就开设“图书馆应用技术”。同时也很重视各种学科教育。一年级刚进校就开设“科技概论”，我们学了物理概论、数学概论还有逻辑学等很多其他学科概论，都要请物理系、数学系和其他系很权威的老师，深入浅出讲原理，注重各个学科的发展。赵老师毕业之后去铁道部情报所，工作中涉及到很多学科，她都不会觉得很陌生，这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当时的培养方式有关。

当时外语要学英语和俄语两门语言，俄语从一年级到三年级上学期，英语是三四年级上课。原来学俄语的就进俄语快班，由外语系系主任李之柱教授等老师讲授，原来学英语的就进俄语慢班，彭质纯教授教了两年。俄语快班教翻译技巧，语言基础打得很好。到了3、4年级全部转英语，外语抓得很紧。“古代汉语”开设两个学年，黄卓、袁千正等教授授课、古书处理徐家麟系主任授课，这些课占的课程和课时很多。同学们与老师之间的关系很融洽，那时候彭斐章先生刚从苏联回来，教“苏联目录学”。中外文学史实际上是讲授文献知识。席淑媛教授教“俄国文学史”、刚从苏联回来的赵德泉教授教“苏联文学史”、外国文学史我们都学了很多，学的时候老师要求我们去图书馆找原版书籍阅读。老师讲课就在课堂上用俄文朗诵诗文，就像听音乐欣赏似的，老师讲课水平很高，我们兴趣非常高。留的作业是看一批书再做书评。我们学得很好也很扎实，学习不像现在那么有压力，很有兴趣想学下去。学俄语时候非常注意翻译技巧，都是俄语系主任来上课。系主任讲课深入浅出讲得一听就明白，一般的老师讲不出来。我们到了二年级，俄语没有中文的，全是原文的，英语到第二学年全是原文。

赵燕群：武大图书馆学系是国内最老的图书馆学系，基础课教学也最扎实。不会像现在跟风讲这个“论”那个“论”的，学英文编目就是原文书编目，学英文著录就要去编书，直接接触原版英文书；学俄语编目直接让我们用俄语书编目；学分类就拿分类法去学，记得“图书分类”和杜威分类法都是皮高品教授讲课，那时课程名称叫“外国分类法批判”，皮高品教授黑板上写的都是英文，他批评我们英文水平跟不上，他还是毕业论文的导师，就数他老人家要求最严。

二、风华正茂

刘锦山：谭老师，您大学毕业之后就分配到北京图书馆了吗？

谭祥金：1963年毕业的时候，系党总支书记黄宗忠老师找我谈话，希望我能留校教书。当时说将赵燕群分到铁道部，那个时候如果两地分居，十年八年甚至一辈子都很难在一起，我们商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和黄老师说放我走吧，黄老师很生气。正式分配时，系里还是把我分到了北京图书馆。临走时黄宗忠老师对我说北京图书馆是国家馆，以后要争气，要为武大争光。

到北图之后经历了很多事情。1964年参加文化部的四清工作队，去陕西甘肃农村搞四清。1966年四月底回到北京，很快爆发文化大革命。很快每个单位都分成两大“派”，打派仗。1967年“砸烂一切”，文化部全部砸烂了，部长、司局长全都下台了。要重新搞班子，图博口成立了一个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相当于过去的文物局，现在的局级单位，管理北京图书馆、故宫、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北京图书馆要派出一人到图博口革筹组，我四清回北京不久，又是馆里两大派都能接受，于是就调我到图博口革筹小组。

赵燕群：当时说文化部革委会筹备组组长是江青，戚本禹是副组长。谭老师去的时候正打派仗，当时要两派都接受的人才能去，谭老师哪派都接受，群众关系好就拍他去了。谭老师去了筹备小组几天觉得没意思，就又回到北京图书馆。

1969年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当时的文化部部长，还有钱钟书等文化系统的人全都下去了。咸宁有个向阳湖，一下子去了这么多人，就组成连队，让大家劳动。把湖水抽干，建房子，下地劳动了3年，1972年11月回到北京。

谭祥金：回到馆后，1973年要选举副馆长。首先是群众提名，提上去以后反馈下来，然后科组长讨论通过再反馈下来，最后还要群众通过，这样经过五上五下各个方面的人进行讨论决定，最后才报到国务院，由国务院发文件任命。大家认为我这个人脾气不好但是不整人，另一派也能接受，这样我就担任了北京图书馆副馆长。

1973年到1988年我在北京图书馆担任副馆长。图书馆领导班子正好是老中青三结合，馆长是刘季平。刘季老20年代是南京市地下党领导，老革命。陈毅担任第一届上海市市长时，刘季老与谷牧、方毅任副市长。

赵燕群：谭老师在北京图书馆主要负责新馆建设、自动化和业务方面的工作。他在图书馆领导班子中最年轻，只有34岁，其他馆领导都六、七十岁，级别又高，刘季平馆长是行政7级，其他馆领导最低也是行政10级。谭老师是大学生毕业工作后最低级行政22级。因此，很多具体事情都是他跑腿操办。要跑动和对外协调的事情都是谭老师做，馆内老干部坐镇指挥。唐山大地震北京的房子都摇动了，谭老师就带领大家，特别是馆里年轻人去唐山救灾。在馆里抗震救灾，半年没回家。

谭老师与同事的关系特别好。1965年北京图书馆招进几位知识青年，谭老师工作中对他们进行培养他们，所以大家都很感激他。1965年文化部还批了北京图书馆办一个大专班，谭老师当时担任大专班班主任。2015年11月18日，大专班毕业50周年纪念日，大家又把我们请过去。这些同事都和谭老师在一起参加向阳湖劳动，建新馆。

谭祥金：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最感荣幸的事情是参与北京图书馆新馆建设。北京图书馆新馆工程是由周恩来总理提议，1975年3月国务院批准兴建的，工程历时12年，真正施工只有3年多。在新馆建设过程中，我兼任新馆规划办公室主任，参与了新馆建设全过程的组织与领导工作。新馆竣工后，我又被任命为搬迁指挥部总指挥，在解放军一个连的帮助下，组织大家用一年的时间把1400多万册藏书、54000件家具、500多万张目录卡片搬迁到新馆。

1988年初，组织上调我到文化部对外展览公司担任副总经理。当时成立的对外演出公司和对外展览公司直属文化部。那时是计划经济，画家、书法家的作品和工艺品不能随便出口，必须经过展览公司才能出口，展览公司相当于外贸公司的一个出口，不经过展览公司不能出去的。演出公司是专门负责京剧等对外演出事宜。

赵燕群：在对外展览公司工作了3个月之后，谭老师就发牢骚了。中央要求对外展览公司领导谈体会，他就说自己不是学习这方面专业的，不应该待在这里。正好春节回家，近我的中学同学推荐，中山大学很快就表示欢迎。文化部不愿意放谭老师走，但经过努力还是回到中山大学了。我们回来后就讲明了第一不担任任何职务；第二要从事教学工作。但来了以后学校要我们系里和馆里一边一个，分别担任馆长和系主任。谭老师是1973年的厅局级，现在成了中山大学职务时间最长的厅局级干部。

刘锦山：赵老师，您毕业后的情况是怎样的？

赵燕群：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铁道部科技情报研究所，情报就是现在说的信息，所以是搞信息服务工作。我在铁道部情报所工作了17年，1963年9月到1980年8月。1980年9月份到调到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我是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的第一个老师。1988年9月来到中山大学。

刘锦山：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就是那时候创建的吗？

赵燕群：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基本上同时建立了图书馆学专业。1980年全国有25个学校创建了图书馆学专业。1980年我去北京师范大学时，学校派了3位老师创办图书馆学专业，分别担任书记、系主任、系副主任，我是第一个调到系里的，当时叫“图书馆学专业”（专业需要教育部批准建立），后来称“图书馆学系”（系只需要学校批准建立）我担任副主任，负责教学和科研工作。

最初调进北师大专业的老师都是北大和武大图书馆专业毕业后，在图书馆工作多年的专业人才，所以我们按照图书馆的工作需要来设置课程体系，学生第一年全都到外系去学文化课。完全按照图书馆的需要安排课程，我们的专业课程与传统课程都不一样，概论、图书馆史的内容都有，但是课时比较短。第一届学生招得都很好，于萌就是第一届的，现在是中科老总。倪晓建从武大研究生毕业以后到我们系，还有李广建也是研究生毕业后招进来的。当时我们要的人很多，但是体制决定了很多人不能进来。北师大图书馆学系的底子应该是比较好的。袁名敦主任是学计算机的，也是这方面的专家。

我上的课很多。我首先在全国开设了报刊管理课程。我在铁道部情报所负责管理全国铁路系统的外文期刊订购，出版了第一部著述《期刊工作浅说》。我第一个把分类与主题合起来，748工程的时候我代表铁道部情报所去开会，从“0，1” 二进制开始计算机知识扫盲，开始研究检索语言，《汉语主题词表》的编制我参与铁路范畴的编制。70年代我在情报所已经参加建设铁路专业书目数据库了。我去北师大以后发现台湾已经搞教育库了，我向学校提出如果不快点建设数据库，以后找我国的教育文献只能去台湾了，于是和袁名敦老师一起1984年开始建教育书目数据库。袁名敦教授负责计算机技术和软件技术方面，我负责编制教育词表，文献整理，标引到录入，走的路可苦了。找了一位年轻人录入，每一条数据的每一项的标识都是7位数，像0000001、0000002都要全输入，一天只能输入几十条数据，我记得头一年暑假为了保证数据录入不停顿，我整个暑假找文献（当时系里没有太多教育类刊物），文献标引。到了中大后我建的库还是挺多的，港澳库、珠江三角洲库、教育库都是省里面给我的任务，是我有机会一直跟着计算机技术和软件技术的发展从建书目库到全文库，到现在建网站。孙中山数字图书馆也是我第一个做的、真正实践的，而且联合了海内外10几个国家地区的国家级、省级和大学图书馆合作，是两岸四地合作的项目。还有很多其他的专业库，后来发展网站和动漫。现在我还在编表，编中图法的佛教文献分类法。

三、岭南岁月

刘锦山：谭老师、赵老师，什么样的机缘使您二位来到中山大学？

赵燕群：1988年春节我们回到广州。我的高中同学梁美灵王则柯教授说，你们回来回来。我们高中同学全都回广州了，只有我一个人还在外面晃荡，我是广州人嘛。正好那时谭老师在文化部对外展览公司觉得专业不对口，想调动工作继续从事图书馆事业。春节过后回到北京，我们就把简历递给中山大学，我们的工作经历比较简单，我就工作过两个的地方，他就是在国家图书馆。中大在一个星期内派了人事处长，人事科长，师资科长等带着商调函到北京找我们，那时谭老师还在东北出差，我就赶紧把他叫回来。学校很重视我们，问我们有什么要求。我们就提出第一不担任何职务，第二是要教书。学校来人很高兴地把商调函给了我们。按照当时规定我没有申请调动的条件，只有谭老师调动我才能跟着他调动。谭老师的组织关系以前在中央组织部，有没有转到文化部就不知道了，因为他是国家图书馆副馆长。谭老师把商调函给了文化部，文化部不想让他走。副部长先找他谈话做工作，然后王蒙部长找他谈。

为什么想到回中山大学呢？乔石夫人、乔石女儿乔凌对我们特别好，乔石夫人当时在中联部工作，乔凌就在北京图书馆工作，她听说我们的事情后就和她母亲讲了。乔石夫人就问我们想到哪，考虑了很多地方，最后想安排我们去广州。按照级别谭老师相当于副校长，我们说不想担任新的职务。谷牧的女儿和我们也挺好，谷木的夫人也关心我们的事情。她们两位分别和广州这边的朋友商量我们回来干什么，结果都说到中山大学来，所以我们都到中山大学来了。我记得谷牧夫人还问我们去不去深圳，谷牧的亲家李灏当时是深圳市委书记，改革开放初期深圳需要大量人才，谭老师不是文化部对外展览公司的副总经理嘛，我们说不经商，只想搞图书馆事业。

刘锦山：赵老师，中大想让您担任馆长吗？

赵燕群：不是，学校更希望我们一边一个，谭老师担任馆长，我到系里。

谭祥金：我就向学校说图书馆我做得太久了，想去教书了。

赵燕群：这样只能我作出 “牺牲”，从教学岗位转到图书馆了，图书馆是很不好搞的。我去了才知道，当时图书馆技术力量很薄弱，自动化特别难推。我1989年先当副馆长，后来1992年再当馆长。1988年9月，谭老师受聘到图书情报学系工作。1989年中山大学图书情报学系由原有的一个本科专业扩大到拥有图书馆学和档案学两个专业。同年12月，学校任命谭老师担任系主任，系副主任由骆伟、罗式胜担任。

当时系和图书馆在中大的地位特别低，中大图书馆与学校领导、与北京根本挂不上钩，在广东也很难发展，广东一分钱都不给中大图书馆。图书情报学系也很小，只有我们的几个同学在那儿撑着，大部分还都只是讲师。

谭祥金：开始在系里讲课的老师是在图书馆工作的李峻聆等老前辈，我们到中大时他们都已经退休，年纪很大了。

赵燕群：谭老师去当系主任时已经是教授了，可是好几位师兄师姐都还是讲师。谭老师就要求学校用“地方粮票”提升这批讲师为副教授，解决这一问题，所谓“全国粮票”的职称是当时的国家教委下达的指标，工资由国家调拨，所谓“地方粮票”的职称是中山大学评审批准，由学校补发差额工资。通过“地方粮票”的方式初步解决了师兄师姐的职称问题，以便开展工作。

谭祥金：当时一位馆员写了篇文章《毛泽东与图书馆》。评委问毛泽东与图书馆有什么关系？我说毛泽东当过图书馆员啊。

赵燕群：谭老师当系主任以后首先解决了大家的职称问题，然后把程焕文、陈永生、陈明先三个年轻人从讲师晋升到副教授、教授。年轻教师评职称有一条规定，每年的名额是有规定的。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副教授以上只能占47%，北京的学校人数都超了。每年允许大学评多少个教授是有规定的，符合标准需要很多条件。35岁以下要评教授需要5个条件，包括教书年限、发表文章数量、项目、校级先进。我和谭老师从来没有评选过先进，我们要把名额让给年轻人，他们才能具备“破格提拔”的硬指标。陈明先是情报学、陈永生是档案学、程焕文是图书馆学，按照规定五年才能评更高一级职称，不到五年不能评，他们三人首先破格不到五年就评副教授。谭老师告诉他们能够为大家准备的条件都会准备好，但论文就要靠自己了，他们很争气，能够破格的时候，文章论著都已经有了。

当时要论资排辈，教研室主任都是我们的同学，谭老师就与大家协商能不能让出教研室主任给他们三人做。当时这件事很不简单，他们都是30多岁的年轻人。大家也很通情达理，就说让他们三个就做教研室副主任吧。谭老师就动员大家说，我30岁出头已经是国家图书馆副馆长了，他们三个人也完全有可条件承担起教研室主任的工作的，何必让他们慢慢爬呢？这样陈永生、程焕文一下就当教研室主任了，当时在中大这种情况很少见。程焕文在35岁内又破格成了学校最年轻的教授。

1994年，谭老师向学校打报告要辞去信息管理系（1993年4月图书情报学系更名为信息管理系）系主任的职位，建议由程焕文做，但学校考虑程焕文太年轻，就让谭老师还挂着名，具体事情由程焕文来做。这样，1994年7月，学校任命谭老师为信息管理系主任，程焕文、罗式胜为信息管理系副主任。1996年1月，学校成立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信息管理系为学院下属的系，谭老师任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1996年9月，学校任命程焕文为信息管理系主任。1997年7月，由信息管理系、计算机科学系、电子系、软件研究所、通信科学研究中心和中山大学计算机中心组建的中山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程焕文任副院长。2005年2月，资讯管理系成立，程焕文任系主任。谭老师就完全退下来了。

后来我也辞了图书馆馆长的职务，建议由程焕文接替。程焕文建议和我对调职务，我让他先来图书馆，可我不想再担任任何职务了。所以程焕文那段时期，同时兼任系主任、副院长和图书馆馆长，他能力很强，你们知道的。我们没有看错人。陈永生也很厉害，现在有很多大项目。

刘锦山：您二位1988年到系里和馆里工作了多长时间？

赵燕群：谭老师1989年12月担任系主任，1998年已经完全退下。我是1990年担任副馆长，1992年任馆长，1998年程焕文接替了我的职务。

四、学术思想

刘锦山：谭老师、赵老师，您们从事实践、教学工作多年，对于图书馆学、图书馆事业有着深入思考，请向读者谈谈您的主要学术思想和观点。

谭祥金：在这么多年的从业过程中，结合实际工作，确实有过不少思考，谈不上思想，算是我自己的一点从业感想吧。大致说来，我主要研究、思考过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①关于国家图书馆的职能。国家图书馆应该成为一个国家图书馆事业的中心，其具体作用包括国家书库和互借中心、国家书目中心、图书馆自动化和网络化的枢纽、图书馆学研究基地、图书馆国际交流中心。②关于图书馆服务的思考。把知识与社会需求结合起来，是图书馆学基本的治学思想。“为人找书，为书找人”是图书馆职业最简明的表述，让所有的人平等、自由、免费地获取文献信息，是我们基本的价值观，为全人类造福是我们的理想。图书馆工作者应该有满腔热情千方百计为读者服务的思想和态度，用良好的服务求得事业的发展。③关于职业道德的思考。图书馆职业道德内涵包括如下内容：对工作，忠于职守，精益求精；对文献，爱护备至、积极利用；对读者，满腔热情，千方百计；对同事，严于律己，顾全大局；对外部，精诚合作，公平竞争。④关于图书馆借阅收费问题的思考。上个世纪80年代，由于图书馆经费紧张，不少图书馆开始收费服务。我当时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谈这个问题。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利益与良心的较量——公共图书馆借阅收费之我见》。我认为公共图书馆借阅收费虽然在短期内使图书馆有些经济收入，但从长远看，损害了图书馆的形象，不利于事业的发展。公共图书馆是政府投资的公益性事业，政府的资金是取之于民，作为纳税人有权利享受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如果借阅书刊资料还要收费，就是侵犯了公民的权利。退一步说，即使收费也不能用来发奖金，而应该全部用于事业的发展。⑤关于图书馆管理问题的思考。图书馆管理应该遵循以下原则：以人为本、依法治馆、健全机制、改革体制。⑥关于图书馆学教育的思考。图书馆学本科教育应该坚持打好基础、强化应用、拓宽口径、综合平衡的原则。我在系里工作时对课程体系做了较大的调整，实行按系招生，一、二年级上共同的专业基础课，三、四年级上不同的专业课方向。⑦关于公共图书馆办馆模式的思考。我对广东流动图书馆、深圳图书馆、东莞图书馆、佛山图书馆等图书馆的办馆实践进行研究和思考，对这些图书馆办馆模式有所总结和提炼。⑧关于图书馆建筑方面的思考。通过北京图书馆新馆建设工程，积累了大量的关于新馆建设方面的经验。此后我对新馆建设也多有研究和思考，包括现在有关图书馆绿色建筑等热门话题。图书馆新馆建设是成千上万读者受益的千秋功业，因此图书馆建筑应该坚持以人为本、技术先进、多元思维和开放灵活的原则。图书馆建筑需要哲学的思考，只有把图书馆建筑的一些问题提高到哲学的高度去讨论和认识，才能真正提高图书馆建筑的水平。

赵燕群：我在学术方面的研究和思考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①关于图书馆学教育。现在学科越分越细。其实是过去的一个学科的分面细分，有的是科学技术发展，把学科的一个分支，经过现代技术 + 分支学科变成一个大学科，与原来的学科平行。这是我涉足科技情报领域、图书馆领域还有技术档案工作后的一点思考。文献载体的发展变化，服务手段的发展变化，这几十年产生了情报学、档案学、以及今天的内容供应商等等。其基本原理就是不同文献载体的获取、整理、存储、提供服务。就是图书馆学最基本的原理。现在的图书馆学教育以及上述学科的教育，从课程设置到课程内容、教授方式都是有分有合。如何教导学生对此融会贯通，我们应该认真研究解决。作为专业教师，从上世纪80年代初我就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第一个将分类法主题法作为学年课，融合在一起。 ②文献资源管理与利用。由于教学科研需要，主持或参加了从纸质文献到数字化资源的分类主题表的编制，对分类主题检索语言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特别是文献检索技术、分类主题一体化、学科主题词表的编制与计算机技术结合等。在上世纪80年代指导学生毕业论文时，编制第一个教育学科分类法主题法对应表。在文献资源数字化建设方面的探讨，也一直跟进现代技术的发展而进行研究与实践。③关于图书馆事业的研究。30多年参与广东高等院校图书馆事业、香港图书馆事业、民国图书馆史的研究等方面近现代和当代图书史和图书馆史、图书馆学教育史的编撰，对于图书馆史的研究，我始终坚持通过对不同时期的社会发展与社会需求的分析，探讨对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影响。坚持尽量全面客观蒐集史料，学会考辨、整理和解读史料。

四、夕阳静好

刘锦山：最近几年在《图书馆学家文库》编委会的组织下，程焕文馆长的直接领导下，出版了《图书馆学家文库》，影响很大。《谭祥金赵燕群文集》是《图书馆学家文库》的第一部文集。程馆长介绍说，在文库的编辑出版过程中，您两位也出了不少力。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谭祥金：我70岁生日的时候，大家一起吃饭。程焕文对我和赵老师说：“把你们的文章收集起来，出个文集吧。”我觉得没有什么文章，他说让我回去找找，结果一找找就出了这两本。书印出之后在中大做了个首发式，当时印刷了1000套。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要了100套，中山大学图书馆、深圳图书馆也都要了100套。我的一个学生也要了100套，我说你要那么多干什么？他说我老师的书我当礼物送朋友。1000套很快就卖完了。以此为起点，这样就搞起来了。以后又陆续出了海内外图书馆学家李华伟、杜定友、胡述兆、李德竹、谢灼华的文集，下载还在出，以后会一直出下去。主要是对于图书馆界我们这一代人怎么干的，留下一个记录。出版社也很好，不要书号费，我们也不要稿费。书也便宜，因为编辑我们管了，一分钱不要，就要了出版费和纸张费、印刷费三项，所以成本不高。中山大学出版社也觉得为图书馆界干了一件事情，这是图书馆界一个历史记录。

赵燕群：我们退休以后也没有闲着，先出了一套150多万字的《谭祥金赵燕群文集》。因为没有钱，把我们这套书卖的钱来出李华伟的文集，李华伟的文集卖了钱再出其他人的文集。要找好的纸、好的印刷厂。程焕文是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吴晞当时是深圳图书馆馆长、刘洪辉是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馆长，他们都参与文集出版工作，程焕文是总管。我们就和他们几个一起，他们都很忙，跑腿的事情主要是我们。谭老师是主编，但具体事情都是我在做。还有程焕文的太太邹正芬带着我们找纸张、找印刷厂，没钱的时候要跟人家搞个人情，先给我们印了。稿子来了以后要我先看，像周和平文集的稿件都是几大叠，我要对稿子进行条理化，但我不代替作者本人进行取舍。

谭祥金：《周和平文集》可能要出上、中、下三册。这是历史的记录，我们这一代人究竟是怎么干的，做了哪些工作，全都记录在文集里。文集收录的是作者本人的文章，不加任何评论，这样就有收藏价值。如果文集都是吹吹捧捧的就没意思了。无论干什么，把干的事情写出来，真的研究图书馆学的东西。这是历史的记录，我们这代人干了些什么事儿，至于怎么评论那是别人的事情了。

赵燕群：做这些事情与程焕文、刘洪辉和吴晞三位馆长之间的推动有很大关系，大家很默契，有事情不用开会，只需要打个电话就沟通好了。大家不争不抢，让谭老师当主编他就当主编，其他人当副主编就好了。广东和广州环境比较好，图书馆界同仁关系都特别好，要做什么事儿也比较容易，效率也高。吴晞给文化部原副部长周和平打电话，周和平说我不能在你们那里出，你们都是图书馆学家。后来吴晞和我们跟周和平沟通，还是讲通了。讲通了之后就把周和平的文章发来，我就干活。这样挺开心的。

刘锦山：退休以后的生活还是很丰富多彩的吧？

谭祥金：退休后，时间比较宽裕，除了继续做些专业方面的事情，就到全国各地走走，有时也讲讲学。我在图书馆建筑方面花的时间不少，为不少图书馆新馆建设提过意见，参与新馆建设方案的修改与论证等等。

赵燕群：退休以后我一直在建资源库，建数字图书馆，建网站等。从设计策划到数据资源采集、整合等都没问题。我每天在网上起码搜尋10万字的资料，下载、清理、整合再发给谭老师，2、3个小时搞定。谭老师需要的东西我能找出来给他，这就是服务。给谭老师找10万字，我起码要浏览几十万字甚至上百万字。也许是在科技情报服务领域泡了十几年，养成习惯，我对科技方面的动态比较敏感，加上40多年参与各种资源库建设，所以特别注意跟进信息技术、数字化技术和数据技术的进展，国家的政策。

我们这个专业有个特点，涉及面广。我对家具、有色金属、文化、教育、包括孙中山等人物、珠三角等地方研究的文献资源数字化都有研究，做了不少事。上述各方面数字化基本上都是我在做。我作为建设网站的人提供东西给开发人员，开发人员很快就可以满足我的要求，完成开发。这就是计算机技术和图书馆专业之间的结合。动漫也一样，不可否认要懂得计算机原理，但不需要深入成计算机硬件软件专业人员，我们只需要知道数字化技术的原理。我们作为图书馆专业人员可以给他们什么，对他们有什么要求。简单一句话，就是将文献服务怎样从手工操作转换成计算机完成。

我为什么做那么多网站、库？开始我觉得信息业技术供应商为图书馆开发的建库。建网站要价太高，我希望能够给图书馆找到便宜的建库、建网站软件，因为图书馆没钱。我经常和一些软件供应商说，我可以帮你们做好多事，但你们能不能把费用降到最低。大家都还挺帮忙的，费用降到很低给我。现在有一些软件服务商，用很低的成本把资源整合起来，做信息平台，卖给图书馆很贵。其实全文数据库很简单的事情，但是有些企业收很贵的费用。比如有个企业把当时我们铁道部、化工部等各部委情报所70年代搞的很多数据库买了，他们整合之后就说有多少多少数据，实际上都是我们建的，再卖出来就贵了。因此，我觉得能不能搞一些合作，实现双赢。现在很多国外的生物、医学、化工数据库，特别科技数据，发展更新很快，旧的数据还要卖这么贵，实在够呛。

图书馆馆长们也要想想办法，不要被垄断。数据库企业也要考虑到这个问题，除了支付版权费之外，要尽量降低成本，在技术上解决问题。

刘锦山：赵老师，我们听说西藏自治区图书馆自动化系统建设您和谭老师也出了不少力？

赵燕群：记得有天晚上11点西藏自治区图书馆副馆长丹增卓玛给我打电话说第二天自治区文化厅要图书馆的自动化方案，请我帮忙做个方案。我晚上做好发过去，第二天早上8点就收到了，正好区里面在要资料，就将我的方案交上去了。后来我再找深圳图书馆ILAS的负责人，希望他们免费送一套ILAS系统给西藏图书馆，我说这可是ILAS很好的宣传广告哦，ILAS就送给他们一套了。就这样也不用出差，打个电话讲讲把事情办了，挺好。

谭祥金：西藏自治区图书馆副馆长丹珍的父母原来好像在北京民族学院教书，她到北京之后就到了北京图书馆，我们有个少数民族语种，她懂藏文。后来他父母回西藏她就跟着回去了。所以她请我们帮忙。

赵燕群：我和谭老师兴趣比较广泛。广东佛教协会找我想让我编一个让广东的寺院使用的分类法，我的学生卜书庆负责《中图法》修订工作，刚好有一个国家社科基金的项目，现在主要抓这方面工作。

刘锦山：哦。我们单位和赤峰市图书馆2015年7月在赤峰召开“城市图书馆运营创新研讨会”，还请卜书庆老师为赤峰地区区县图书馆的馆长、老师做过《中图法》培训。

赵燕群：她和我说过，她家在赤峰。卜书庆是我第一届硕士生，开山弟子。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就到了国家图书馆，将近30年了。最近她有个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解决分类法怎么更接地气的问题。当时需要一个案例，我正好在研究佛教方面的分类法，佛教在《中图法》只有34个类，不能满足佛教文献分类需要。我就将佛教文献分类法的编制作为项目的一部分内容，就合并起来了。

刘锦山：您的工作很有意义，岭南对佛教发展影响很大。

赵燕群：每次编专业分类表主题表，或者建资源库，建网站，都要学习很多新的学科知识，要到图书馆借很多书阅读，主要是建库建网站的技术，了解学科文献版情况。每天上网浏览几十万上百万，甚至几百万的网络资料，了解如何满足不同载体对分类主题表的需求。例如在收集资料过程中，我几次去过六祖出生地和圆寂地新兴，从收集到的文献和200多万字的网络信息和知识，深深感到佛教的博大精深。我今年已经75岁了。整天无杂事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除了坚持在中大校园散步，就是跟着最新科技进展思考为图书馆做点事，日子过得很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