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家忠：制度创新 立法驱动（图）

采访时间：2016年5月6日

初稿时间：2016年6月8日

定稿时间：2016年6月23日

我国的公共图书馆事业经过过去二十余年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现在已经进入到这样一个进度，通过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来着力突破制约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一些体制与机制问题，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相关部门以及图书馆界同仁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广州图书馆近年来在图书馆立法、理事会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有效的实践与探索，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经验。基于此，e线图情采访了广州图书馆方家忠馆长。

一、职业生涯

刘锦山：方馆长，非常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广州图书馆无论在办馆理念和办馆实践方面，最近几年来在全国图书馆界一直领风气之先，这次有机会和您进行当面和深度的交流，我感觉非常高兴。我想首先请您向读者朋友谈谈您的职业生涯情况。

方家忠：谢谢e线图情和刘总。很高兴有机会和您交流，我感到很荣幸。e线图情在我们业界是很有影响的媒介，通过e线图情把广州图书馆的一些办馆实践和经验向同行介绍出去，供大家参考，很有意义。

我1992年从中山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然后就一直在广州图书馆工作。图书馆的业务部门我几乎都待过，我的第一个专业岗位是采访部的中文图书采访员，陆续在文献开发部、咨询阅览部、办公室、辅导部、公关部，几乎所有的业务部门我都转过一圈，然后是办公室、办公室主任，再到做业务副馆长，然后到馆长。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行政方面我没有直接管过，除此，其他的业务岗位我基本上都有一点经验。工作、学习相结合。我个人对事业发展、图书馆的一些理念都是逐步形成的。

在工作期间曾经有几次学习机会，对我个人的影响比较大。第一次是2000年，我再回中山大学参加图书馆专业研究生班学习。第二次是2006—2007年参加了广州市委宣传部和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系、中山大学图书馆几个单位一起组织的广州地区图书馆专业人才高级研修班。第三次是2009年与刘洪辉馆长到美国学习交流了半年时间。

第二次正是新公共图书馆运动开始前的这段时间，程焕文老师在中山大学牵头组织了这个班。我们总共有70多位同事去参加，每一期培训有3个多月的时间。当时程焕文老师在牵头设计之时，立意非常高，把当时业内影响比较大、比较活跃，致力于传播新的公共图书馆理念的专家、学者和馆长汇聚起来，进行探讨交流。那次研究班对我们的影响很大，我们的收获也比较大，对一些新理念与我们很多同仁做了系统地交流，期间还参观了一些图书馆。

2009年去美国学习交流是广州市委宣传部是2006—2007年项目的延续。我有机会和当时广州图书馆刘洪辉馆长一起去美国半年，主要在洛杉矶郡的图书馆做交流馆员。后期我还参加了当时文化部和美国博物馆与图书馆服务署两个机构合作的中美图书馆研究交流项目。这是我个人职业生涯里一次非常有收获的经历。我们馆后面做规划，在管理方面、服务方面等很多具体层次上的一些设想，到现在形成广州图书馆新馆的服务结构，与这次交流有很大关系。因为在交流期间，我结合看到的情况查找一些资料，从大的方面对我们国家和美国图书馆的整个组织、管理、运作等模式做了一些比较，并有一些比较深入的思考。此后，我就推动我们馆做“十二五”规划，很多理念就体现到这个规划里面。

刘锦山：方馆长，请您对中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状况做些比较。

方家忠：我们可以从发展体制、管理机制和服务框架三个方面对中美两国公共图书馆事业进行比较。事业发展体制方面，美国是联邦制国家，没有全国性的公共图书馆法。公共图书馆方面的法律主要是地方立法，地方推动为主。全国层面有相关的一些法，不是图书馆的专门法，教育法里面有关于公共图书馆的一些内容。地方立法是推动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主要因素。美国公共图书馆整体发展水平比我们高很多，发展状况可能比欧洲会好一些。欧洲比如英国现在还是比较困难的局面。美国图书馆的体系建设方面，有各种各样的形式，非常灵活，有一级政府自己发展的，也有与别的地方图书馆体系签订合约的，或者不同政府之间签订合作协议的这样一些体系建设的方式。

在全国性推进方面，可能有一些以项目形式来推进他们关注的重点领域的发展。美国公共图书馆有两次大的发展，一次是1900年代到1920年代，这个时期安德鲁·卡内基捐资兴建图书馆，这是一次大发展时期；另一次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颁布的教育法的相关条款，对美国小型图书馆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怎样把社会力量引入到图书馆行业，这是我比较关注内容，广州的立法里面做了一点设计，可实质性的内容在我们国家都还没有突破。当然，事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也会反映到立法里面，全国立法、地方立法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地方立法也许还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我们推动地方立法时很重要的意见。在整个图书馆事业发展过程中，美国的协会、行业组织发挥的作用很大，图书馆的业务标准基本上都是美国图书馆协会制订的。

管理机制方面，美国图书馆界对理事会、社会参与方面非常重视，都有相应的制度设计。例如理事会，可能有各种性质、定位的理事会，决策性质的、咨询性质的理事会都有。决策性质的理事会，一定是与民选的政治代表密切相关，是民选官员委派的或者是核准的。理事会在民意、民众的需求方面，与图书馆管理方面有很顺畅的路径，理事会能够把二者联系起来。我们在成立理事会之前，民众需求与图书馆管理层之间基本上没有直接的关系和路径。在服务设计这方面，我有很深的体会。美国图书馆要推出什么样的服务项目，他们一定是要在理事会进行充分的讨论。比如美国的一个图书馆要推一个针对婴儿潮时期人群的服务，理事会必须进行充分的讨论，我还参加过一次他们的讨论。我还参加过他们与社区人员的交流活动，了解社区人员的需求，改善图书馆服务。美国图书馆有固定的一些机制，定期要与居民交换意见。包括与学区里面的学校、图书馆之间的合作，都有一些机制。

刘锦山：美国公共图书馆理事会的理事都没有薪酬吧？

方家忠；对，一般不怎么授薪的。有一些理事会可能会给理事有一点交通补贴，有的可能就完全没有报酬。还有一点，图书馆是公众税收来支持的，要收房地产税来支持图书馆。因此，图书馆的发展状况与经济发展情况息息相关，经济发展得好，图书馆就发展得好，经济发展得不好，图书馆受到的影响就比较大。同一个地区，可能有些区域经济发展比较好一点，或者居住的人比较富裕点，房地产税收的比较多一点，相对而言图书馆的服务保障就比较好一点。如果经济发展不好，像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地方的图书馆受到的影响也是非常直接的。图书馆的服务保障与其所在区域自身经济状况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在服务设计方面，比如一个社区图书馆，其环境设计、装饰、文献资源与图书馆员的配备，一定与社区群体密切相关。这一方面，我们现在仍然做不到。美国图书馆对人口结构进行分析，有各种各样的数据分析，服务设计都是以此为基础的。美国图书馆服务的社区化、对象化、主题化，直接影响到我们广州图书馆现在的服务结构。我们现在的服务设计，基本上就是根据我在美国观察学习而来的。我们的服务向专业化、社会化、主题化、对象化方向发展。从面向大众的服务到面向分众的服务，从基本服务到主题服务，从传统服务到新的服务领域、主题的拓展，都是根据社会需求来考虑的。美国图书馆在具体运作与管理方面，包括人员结构，对我们都有参考意义。他们的专业馆员一般占的比重可能是三分之一左右，有相当部分是雇员，有相当部分是半职的员工。

二、办馆思想

刘锦山：方馆长，您刚才谈到，您在工作、学习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办馆理念和办馆思想，请您结合贵馆近年来的办馆实践谈谈您的办馆理念和办馆思想。

方家忠：办馆思想方面，我首先考虑的是我们事业发展的方向问题。通过这些年的实践、思考和研究，我们感觉公共图书馆发展的大方向应该是一个社区、一个城市、一个社会的公共交流平台。这一理念已经反映在我们“十三五”规划里面了。图书馆的传统职能逐步扩展、演化到文化参与职能，再到整个区域的公共交流职能，大的方向应该是这样。传统的图书馆服务、职能必须要做一些调整，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如果不做调整，在新的环境之下，就有很多局限，面临很多困难，这一点已经非常明确了。因此，图书馆自身必须要做这样的发展。如果公共图书馆传统服务是我们原来和社会关系的出发点，是圆心，那么文化领域的参与和服务可能是我们走出的第一步，区域公共交流平台可能是我们走出的第二步，但实际上始终都是一组同心圆，基点（圆心）还是我们图书馆基本、基础的职能，由基本职能达到文化的、社会的整体的职能。我们图书馆更多的是通过实践探索和思考达成这样一种方向，这是我们比较重要的一个收获，一个结果。公共图书馆在履行传统职能的基础上，更多地参与地方文化交流领域，会有很大的空间，能够发挥非常好的作用。公共交流平台是我们这几年体会出来的，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新的方向，我们要逐步地向这个新的方向发展。我们可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要把相应的专业能力逐步建设起来，来支撑这种新的方向和职能。

管理理念方面，我们在2015年会之前作了一些思考，大体上作了一个总结。我们现在有五大理念：权利保障理念、绩效管理理念、规划管理理念、社会化双向参与理念和区域共同体理念。权利保障理念主要说明图书馆服务的目的、图书馆与社会关系，图书馆的定位，图书馆存在的基础，图书馆服务应该定位于公众基本权利保障，而不仅仅是公共服务。这样才能摆正、厘清图书馆与社会、图书馆与用户的关系。基于这样的定位，我们过去或者现在的一些提法，例如文化惠民，我觉得值得商榷。因为这样提的出发点是不准确的，图书馆就是一个服务者，不是对公众的施与，不是一种恩惠，而是代表政府向民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机构。权利保障理念在实践领域的体现就是《广州市公共图书馆条例》，立法的目的就是体现这一点。这与我们整个区域的发展、整个国家的发展、也与我们个体体验的因果关系非常明显。

2004年新公共图书馆运动强调的是什么东西？2006年我们参加培训，系统地接受专家们灌输的一些理念是什么？实际上就是这些东西。2006年启动公共图书馆立法的时候，当时的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陈建华讲了一句话，给我印象非常深刻。陈建华说现在公民最大的贫困实际上是权利的贫困，而不是其他各种贫困。权利贫困要靠什么来解决？只能靠立法来解决。这是当时广州市对图书馆条例立法的初衷。我们也很好地把这一初衷承接下来，最终在2015年出台的《广州市公共图书馆条例》里就得到了体现。这是大的层面。在服务层面，我们也很好地贯彻了这样的理念。广州图书馆现在没有任何门槛，我们把可以形成门槛的物理的、心理的门槛全部都拆掉了。进入图书馆只是需要做一个安检，不需要任何证件。按照权利保障理念，我们重点对纳税人，当然还包括我们缴纳各种税费的群体提供服务，再扩展一点，我们对所有人提供服务。对非本地居民我们提供两个月有效期的服务，对居民提供长期有效的服务。保障公众比较自由平等地获取我们服务的权利。权利保障是作为我们的一个最基本的、最基础的理念，作为我们的一个原则。

关于绩效管理。现在业界很多时候会强调效能管理。从图书馆具体管理来讲，我觉得“效”和“能”还是要分开。因为“能”实际上是有不同层面的能力，宏观方面要争取政府、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微观方面要建设自己的服务能力，特别是队伍能力。但是“效”这方面来讲，我们在表层的、面向社会的、面向公众的投入方面，首先必须要考虑绩效，要争取一个好的服务绩效。我们在新馆开馆时，确定了三个基本目标：一是要有好的效益，二是要有好的服务结构，三是要有好的社会影响。其中效益方面，因为广州图书馆一直以来服务效益就不错，这是我们的一个传统，我们希望这个传统能够继承下去。公共管理的绩效管理要求越来越明确，从原来相对粗疏的管理到现在精细化的管理，必然要求有好的绩效，对投入产出要进行评价。因此，在新馆开放的时候，有一些基本服务政策去对应上述理念，然后去争取有好的绩效。图书馆服务要细化，细化必须要定位，以明确服务的群体、服务的资源，服务的方式。服务群体里面很显然儿童、少年，从服务绩效的角度来讲可能是最好的，从图书馆本身的职能，培养公众阅读习惯的角度，少儿也是最容易培养的一个群体。从效益的角度来讲，少儿也是最能够获得服务绩效的群体。与旧馆相比，我们对少儿群体的服务作重点保障。此外，我们对一些重点的主题资源，比如文学类资源，这是公共图书馆利用的最大的一个主题，对这些资源我们要进行保障。与以前相比，我们对一些利用率比较高的资源，例如视听资料、期刊等，在保障这方面都重点做了强化。

服务方式方面，尽可能便利，尽可能开放。整个图书馆里面，我们的读者几乎可以走到任何一个空间，可以接触我们几乎所有的资源。因为我们的空间全部都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走到里面去。我们70%的资源是开放的，我们只有一个很小的书库，大部分资源读者自己可以直接看得到。大量自助服务设备、设施的引入，更加方便了读者。我们的服务政策也比较开放，新馆一开放，读者一次可以借书15册。我们还有家庭证、社区证等各种措施。这些政策的设计，总体上就是要把效益充分地发掘出来，要把服务效益充分地提高。多元文化服务是我们比较有特色的服务，形成了不小的影响。多元文化服务包含三大系列：本土与传统文化，世界多元文化和现代都市文化。我们在十二五规划里就对多元文化服务做了基本设计，在新馆时就更加详细了。多元文化服务的传播效果非常好，有力地促进了服务绩效的提升。围绕多元文化服务，设计了大量活动，包括其他对象化的群体服务活动，公众参与程度会很高，媒体报道频率非常高，能发挥出非常好的宣传推广效果。因此，2015年新馆开馆第三年，到馆读者还维持在平均每天两万人左右，每天新增注册读者1000人，每天外借图书两万四千册的水平。不少图书馆新馆开馆之后都会有一段爆棚效应，之后慢慢就会减退，读者增长率降低。广州图书馆的爆棚效应连续保持了三年，2015年新增30万注册读者，2012年到2015年三年下来是105万的注册读者。注册读者数量占到全市人口的8%多点。这种情况在国内新馆比较少见。从外借量看也是逐年递增的，2015年是754万册，2014年是732万册，2013年是500多万册。

刘锦山：8%的比例在国内还是相当高的。

方家忠：横向比较应该很高。现在广州市区两级图书馆（不含省馆）的注册读者共有180多万，其中广州市馆的读者超过了一半。“十三五”结束时，我们希望广州图书馆的注册读者能达到广州市人口的20%左右。

刘锦山：实现这个目标以后，持证读者比例与美国、日本相比还是差一些，但在国内是相当高的。

方家忠：是的，美国、日本的持证读者比例可以达到百分之六十几，我们还比不了。

刘锦山：国外图书馆体系比较完整，布点比较均衡。

方家忠：对，我们按条例规定设计的体系建设起来后，与欧美相比覆盖程度还是有差距的，但是确实前进了一大步。

方家忠：规划管理方面。2009年做了第一个五年规划，就是“十二五”规划。2015年我们花了一年时间，做了第二个五年规划。这个规划与新馆硬件建设，一个软件一个硬件，互为表里，形成了新的服务结构。有时候同事交流，大家会探讨规划在图书馆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因为不少具体工作可能并没有按照规划来做，规划似乎没有太大的用处。通过沟通、交流，我们感到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规划，也许新馆就是一个放大的旧馆而已。服务理念、服务模式、服务效益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新馆也许仅仅就是旧馆规模上的变化而已。正是因为有“十二五”发展规划，我们又通过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大家系统地研究、讨论和学习，设计出了现在的总体发展架构。规划对我们图书馆发展影响非常大。当时我们去推动做规划，还是非常对的。

规划管理已经成为我们馆的一项基础的管理理念。相对而言，我们在工作过程中可能会有很多好的想法，但是如果没有规划这样一种管理工具，很难将这些想法系统化。在急剧变化的新环境之下，只有通过规划才能对图书馆发展进行系统关注。因此，我们与中山大学合作，利用各种社会资源一起做这件事情。我在2016年《国家图书馆学刊》第1期发表了《图书馆发展规划的效用问题》一文，专门探讨规划管理的问题。我得出结论是，只要是社会系统之下的管理，一定要有规划。不管馆大馆小，不管条件好坏，如果希望图书馆理性发展，就必须有规划管理工作。规划实际上就是一个工具，一种手段，我们可以利用其推动事业发展，推动图书馆专业化发展、规范化发展。前面讲的绩效管理与规划管理实际上是一个整体，区别在于出发的角度不同。“十二五”时期是我们规划管理的有益尝试，意义重大，效果也非常好。

三、立法驱动

刘锦山：方馆长，现在图书馆体系化建设已经成为业内的共识，通过体系化建设缩小差距，实现服务的均等化。图书馆体系化建设经过前面十余年来的努力，目前的一些发展模式已经遇到了很大的瓶颈，请您介绍一下广州图书馆体系化的经验以及突破发展瓶颈的尝试和努力情况。

方家忠：图书馆要发挥作用，必须建立体系化发展模式。广州一直走的是立法驱动的道路。从技术层面、业务层面进行体系化建设的努力与探索，广州图书馆在全国也是做得很早的。我们在九十年代初就与社会各界合作建设联合图书馆，这在全国图书馆界体系化建设方面广州走的非常早。但是当我们走到90年代后期，觉得后面这条路实际上很难再往下走，以图书馆自身的力量，实际上是没办法持续下去的，因此，我们就一直希望走政策保障的道路。从90年代末开始，到2006年我们开始立法进程。2012年我们做第二轮立法，我们一直在走这样道路。当然，这种选择既是我们的理念，也是我们一种现实的选择。2005年、2006年，因为当时处于新馆建设过程之中，没有更多的精力去做大量的服务体系建设工作。这样，我们把重点放在推动立法上面。2006年、2012年，我们深度参与立法工作。立法驱动当然是进行体系化建设的一种最好的模式，当然也是最困难的模式。因为实现立法是需要机遇的，如果领导不重视、不推动，就很难实现。我们当时也是借助了陈建华市长重视的机遇，去推动立法，并且推动做成一个良法，而不仅仅是一个形式意义上的立法。《广州市公共图书馆条例》出来以后，您可能也看过，我们觉得在公共图书馆立法里面，这真的是一个值得骄傲的立法。前面讲的权力保障理念，这种立意在图书馆立法里面充分地体现出来了。保障大家共同的权利，这种实质的东西是立法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政府保障责任这个问题解决了。制度创新方面，我们也做了探索，进行了制度设计。从这两个方面来讲，这个立法都是确实值得我们骄傲。

之前，国内有五部地方立法，这些立法应该说原则性内容大过实质的、规范的内容，社会宣示的意义大过实质的意义。但是广州的立法，在政府保障责任方面做出了四个方面要素的规定，提出了介于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之间的广州标准。与我们现实的基础比较，应该说是一个比较高的标准。当然我们与发达国家有差距，但我们能够比较有力度地逐步去推动事业的发展。这应该说是更现实、更好的一种模式。

我们的总分馆体系没有完全突破行政管理体制的局限，但是走出了一大步。业内很多同仁都说我们这个服务体系可能是最好的，广州市的一个区范围内实际上是一个体系，从上到下就是一个总分馆体系。广州市有市、区和街道乡镇三级政府，我们把基础两级建设主体责任统一集中到区政府这一级，这在国内是一个大的突破。当然这只是在制度层面做了这样的设计，将来在贯彻落实层面会有很多工作要做，也会遇到很多实际困难，但至少在制度设计、在立法层面已经做了这样一个设计和保障，立法保障毕竟是最有力度的保障。对于立法后的效果，我觉得应该谨慎乐观，它能够发挥比较好的作用。2015年立法颁布之后，除了两个区之外，广州市其他区或者已经有了新馆，或者有了新馆建设计划。广州市的区级图书馆如果都做得很强，整个地区的服务面貌与保障面貌就会有很大的推进。基础层面的图书馆，我们设计的镇街层次的图书馆，八万人口左右布局一个街镇图书馆。如果《广州市公共图书馆条例》在今后五年能够得到比较好地实施，那就意味着广州市大概就有170个左右有专业服务能力的图书馆。数量上可能还比不上深圳，可能还不一定比得上东莞。但服务能力方面，如果按照设计基本到位，我们的能力一定是比较强的，服务效益也是比较好的。因为就是在现有体系之下，现在这样一个水平之下，广州地区图书馆综合服务效益还不错。如果在新体系框架之下去推动，经过几年发展，我们这个体系的服务保障能力至少在国内来讲应该是在最好层次上的。

刘锦山：立法驱动应该是比较好的一种模式，但是您也谈到做起来难度比较大。立法成功当然有领导比较重视等一些偶然因素，但肯定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和条件，具体怎么做，如何把握机遇，我觉得也很有参考价值的。请您再谈谈《广州市公共图书馆条例》的立法过程。

方家忠：广州的图书馆立法是在一个比较好的大环境之下，利益相关方都充分地重视和支持的情况下，才形成的这样一个地方法。最早在2006年，广州市委宣传部委托中山大学程焕文老师牵头，以社科规划课题这种形式启动图书馆地方立法研究。立法的起点是专家级立法。专家立法的优点是在理念方面、国际标准衔接方面，相对会考虑得比较完善。例如，我刚才谈到的权利保障理念，在全国范围来讲，我们可能是在政策层面体现比较早的，当然在一些官方领导讲话里面，比较早一点就已经有一些这样的提法；2012年在做立法设计的时候，我们在草稿里面也已经写出来了。例如，人均保障标准，我们在2006年设计的时候已经提了出来。指标、标准应该怎样，可以逐步、反复地进行讨论。但是要提些什么标准出来，在2006年立法研究时已经设计出来了，框架已经出来了。当时我们提出的理念、保障的要素、标准，大体与国际标准是衔接的。国内标准在2008年以后才陆续出台，所以我们当时对接的是国际标准。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基础。程焕文老师非常重视与国际衔接的问题。我当时也是课题组的成员，我们从世界范围的理论层面、实践层面，进行大量调研，又结合广州的实际情况，经过认真研究形成了草稿。

但是这个程序到2008年中断了，没有再继续往下推。2012年，在陈建华市长的推动之下，我们再次启动了这个项目，这体现出领导重视对立法的意义。立法首先要有立法资源，立法资源实际上是很紧缺的。广州市人大每年大概是10到12部的立法，各个领域都想立法，若干年前当然还是以经济立法为主，要在12个立法指标里面拿到一个文化立法指标，一个图书馆立法指标，是很不容易的。领导不重视、不支持，是做不到的。2011年，陈建华市长就要求再一次推动图书馆立法，2012年再一次启动了立法程序。在立法过程中，一定要有各方面的支持，才能形成一部好的法律。首先我们图书馆界齐心协力，我们都是直接参与者，我是我们局立法小组的成员。上一轮立法的核心成员，程焕文老师，潘燕桃老师，刘洪辉馆长，都是我们的咨询顾问，遇到问题我们都会与他们进行密切的沟通。

立法过程有几个环节，由行政部门也就是文广新局来起草，这是一个环节；然后到政府法制办审核，这是一个环节；然后到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人大法工委进行审核。正式的有三十几道程序，一道程序一道程序走下来。文广新局、法制办一样，都有很多程序要走。都要向利益相关方征求意见，每一次征求意见过程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政府保障的标准怎么定，定什么样的标准，大家反复讨论，反复争论，反复博弈，就会有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我们提的标准比较高，很多人认为达不到，所以希望标准低一些。讨论过程中，我们业界坚持要有这么一些标准，并且参照国内、国际标准基础上，广州要有好的、相对高的标准。在这样原则之下，我们的标准一直坚持下来了。当然，这也涉及到领导和政府的重视、支持问题。因为法制办在最后审定之前，也就是上市政府常务会议之前，法制办要与领导进行沟通，要有一个基本的态度。我们提出的标准，政府能不能支持，我们提的一些量化指标，比如工作人员的配备标准，甚至到市政府常务会议咨询协调会议上，编制部门希望不要提这些量化的指标，但是我们市领导表态说，能量化的指标还是尽量量化。人大审议的时候，也会就核心内容再次问询过我们的领导，这个标准提出来，政府这边能不能做到，我们领导表态，我们定下来了，我们能够做，能够支持。这样，人大这边才能最终定下来。如果政府领导不表态，人大这边或者提不出标准，或者是很低的一个标准。

这就是政府、领导重视和支持的作用，这是一个方面。人大这方面对于立法也给了大力支持。我们这个立法有一个制度的创新，但这个制度创新，超出了我们图书馆界开始的设计。因为开始我们没敢这样设想，比如说总分馆体系，我们还是在提业务层面的总分馆体系，是由区馆来统筹、协调、指导乡镇街道图书馆业务工作。但人大这边最后甚至提出由区政府来负责建设区域范围的图书馆体系，由区的图书馆对整个区域范围内图书馆的人、财、物进行完全的统筹协调。这是在人大法工委这个环节确定下来的，人大法工委在期间发挥了很关键的作用。当然，我们在讨论过程中，逐步向这方面靠，说靠图书馆做不了统筹协调，能不能由区政府做这件事情。最后就是人大拍板由区政府来统筹协调，这样才形成这种制度创新。不通过立法，其他方面层次的保障可能难以实现。政府的行政规章是没办法来做这样的设计的，只有人大可以做。在整个过程中，图书馆界、政府部门都发挥了作用，大家都把问题摆出来，意见提出来；人大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人大这边如果不认可是不可能实现的，做不到的。我们图书馆界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个一个的问题，一道一道的程序，任何一道程序都可能把一些保障标准删掉，或者压低标准，我们几乎是每一道程序都全程参与，每一道程序都会考虑到可能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每一道程序我们都要极力去争取。

我们当时还有一个很有利的条件，就是环境条件。第二轮立法启动时，我们的新馆已经开放了，开放之后效益很好，读者很多，用户很多。这就从客观上非常好地回应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社会还需不需要实体图书馆？图书馆界的努力很重要，领导重视只是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我们要把这个机会变成一部好的法律，没有业界的意见和坚持是做不到的。因此，《广州市公共图书馆条例》是相关各方都重视、支持、参与的结果。这种局面形成很不容易，所以说广州市出台这样一部法律，值得骄傲。

刘锦山：这就为全国的地方立法起到引领作用和导向作用，其他有立法权的计划单列市立法时就有可能参照广州的模板。

方家忠：现在全国人大在放权，各个地方一些较大的城市都有立法权。广州以前只有半个立法权，2015扩大地方立法权之后，东莞、佛山也有立法权了，深圳早已有地方立法权了。您刚才讲得对，广州的公共图书馆立法确实对其他地方具有很强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刘锦山：将来《广州市公共图书馆条例》实行几年以后，效果就会彰显出来，全国各地肯定有不少图书馆来学习考察，包括图书馆的行政主管领导，这样对大家的观念有所改变。以前的文化体制太难改变，广州的实践可能会在地方层面上有所突破，这样可能会对图书馆总分馆建设有很大的帮助。如果是这样，图书馆的效能可能会非常好。

方家忠：广州难得出现这样的环境和机遇，我们抓住了这个机遇，出台了一部很好的地方法律。现在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力度比较大，所以我觉得我们对条例的实施应该要抱一种乐观的态度。国家、社会发展到一种程度，不管是有意识无意识，不管是不是重视，文化自然会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要发展，要做制度设计，广州的图书馆立法经验对大家来说是很好的参考范本。社会自然发展到一定程度，图书馆必然要发展成为一个体系。从这个角度而言，《广州公共图书馆条例》应该会发挥非常好的作用。最近东莞地方公共图书馆立法，他们就非常好地吸收我们的一些经验和设计，我觉得非常好。更多的地方认可，大家来共同推动，会形成一个非常好的大环境。

四、社会参与

刘锦山：东莞还有一个优势，行政区划没有县区这一级，从市直接到乡镇、街道，这样东莞的总分馆可能就是市馆与乡镇、街道的总分馆。方馆长，您刚才谈了权利保障、绩效管理、规划管理方面的情况。请您再谈社会化方面的情况。

方家忠：广州市实际上是一个很市民化的地方。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发育相对内地来讲比较早，也比较成熟。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一向很强，图书馆领域也是这样。因此，我们设计的公共服务，市民实际上很乐于利用。我们开展的公共活动，公众群体也是愿意参与。我们图书馆做了大部分服务框架设计之后，面对不同群体的多元文化活动，我们做得非常多。2015年我们做了1200多项活动，平均每天四场左右。这些活动我们图书馆只做了一小部分，大部分活动是公众、和合作伙伴做的。2015年底统计，我们的合作伙伴有150多个。2013年6月，多元文化馆开放，我们到2016年正好三年，多元文化活动超过100场，超过15个系列，例如墨西哥多元文化月、法国多元文化月、俄罗斯多元文化月、英国多元文化月，这些活动都是与我们的合作伙伴一起做的。墨西哥多元文化月与墨西哥总领事馆合作，加拿大多元文化月是与加拿大领事馆、加拿大温哥华图书馆、加拿大温哥华的华人社团、广州外语外贸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等合作。

有一个案例。我们与新西兰总领事馆合作做了新西兰老照片展览，展览的内容、题材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新西兰的一些传教士拍摄的照片。照片内容主要是两大方面，当年传教的时候，拍摄的华南地区、广州地区的自然、人文、社会各种各样的题材。其中有一部分照片是当时到新西兰开挖金矿的华人劳工在那边生活的题材。通过这个展览，我们了解了照片来源线索，是新西兰基督教长老会的收藏。我们就通过发现这些老照片的一个美国人，与新西兰长老会进行联系，希望把这些照片再复制给我们图书馆，对方也认可了，然后我们就到他们那边去，沟通具体怎么复制，签了协议。新西兰这边，对此事情也很重视，搞了一个简单的仪式，新西兰新任驻华大使出席了仪式。这批照片到图书馆之后，我们又进一步分主题展览。当时有一个机构，发现有关于他们机构的照片，他们找我们要这些照片来研究。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合作伙伴，国内的国外的都会参与进来。我们要做这种服务活动，需要大量合作伙伴。多元文化窗口方向的界定，都是基于社会化理念设计出来的。我们的手段也是社会化的手段。从经费角度讲，我们可能一年投入两百万经费做这些活动，但社会配套进来的资源，如果从经费角度测算，大概会有多少钱呢？我相信不低于1000万元的投入。接下来我们从技术角度做一些测算，大概图书馆做多少，合作伙伴做多少，合作伙伴投入的资源大概可以折算出多少经费。服务模式是一个非常社会化的方式。甚至说，图书馆仅仅提供空间，让公众或者一些群体自己来做活动，图书馆仅仅提供平台，真正发挥公共交流平台的作用。“雅村文化空间”文化艺术普及系列讲座是我们与广东文化学会合作举办的。我们提供场地，在宣传等方面我们提供一些支持和配合。演讲嘉宾由文化学会邀请。这个系列讲座请的全是广东最有影响的文化艺术名家。广东文化学会本身就团结了、联系了很多名家，学会把这些名家邀请到图书馆讲座。显然，图书馆在文化艺术方面的影响力不如广东文化学会，合作时间长了之后，图书馆本身这个平台的影响力就出来了，我们也能够邀请和整合社会各个领域的一些专家资源，就可以把社会最优质的专家资源吸引到图书馆。慢慢地，图书馆本身也逐步具备了比较强的这样一种能力。但就整体而言，图书馆要做面向各种群体的各种主题的活动，与这些不同合作伙伴直接合作是最好的一种方式。

在管理方面，我们也要向社会开放。比如您刚才谈到的理事会制度，理事会制度实际上就是管理的社会化与社会的参与。我们的基本思路是利益相关方能够在理事会这个平台上充分地交流，或者充分地博弈，这个平台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这种交流、博弈需求，政府方面又能够承担相应的成本和投入。人员方面由代表社会需求这一方、代表政府投入这一方和图书馆运作这一方三个方面组成，三三制的原则。我们马上要进行理事会第二届换届改选。基本的思路还是一样，结构方面有一些小的调整。这就是管理的社会化。我们要把大量优质社会资源引到图书馆。但是何谓优质资源，需要有评价机制。

刘锦山：您刚才讲了，广州市民社会发育比较好，又是沿海开放城市，社会资源比内地很多地方有优势，此外还有不少高校、协会等等。与这些社会资源合作举办的活动，公众参与度高不高？

方家忠：首先，我们很多活动请了有很多专家，大家很乐意参与到这些活动，这实际上也是公众参与的体现之一。其次，媒体对公共生活的关注程度在广州是很高的。第三，我们举办的活动如果没有人参与，我们设计这样的活动就没有意义了。我们也有一些活动让公众自己来组织，例如在校学生利用图书馆的平台组织一些活动，端午节、中秋节，他们自己组织一些活动邀请市民一起来参与，玩一下。还有些老年人，利用图书馆做一些书法、绘画展览等等。社会组织管理方面，我们国家现在正慢慢放开，公众自己组织的活动会越来越多。我们在管理模式方面，展厅、报告厅等这些活动空间以及设备设施，都做资源化管理，就像书一样，让有需要的人到馆里预约，然后利用这些空间和公共资源。在进一步推进之后，自主的群体需求以及参与程度会更强地体现出来。区域共同体方面，我们这几年与广州大学、深圳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有大量的合作。做规划，我们是与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合作。立法，实际上是整个区域一起合作。培训，也是大家一起合作。我觉得广东的局面非常好。业界、学界，大家有充分的交流和充分的合作。大家都非常愿意参与这样一种合作。

这是非常强、非常有优势的资源。我们有一个中山大学在这个地方，这就是我们图书馆的优质资源，我们与中山大学的合作比其他地方的图书馆与中大的合作更多更深入。我们与中山大学进行各种项目的密切合作，很方便地进行交流。每年的社会调查项目、联合培养专业硕士项目都是与中山大学合作的常态性项目。新馆开放之后我们与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签了一个三年期的框架性合作协议，我们现在准备签第二个框架性合作协议。因为资讯管理学院院领导有些变化，现在聘请了龙乐思教授担任院长，他是葡萄牙人，原来在英国，是欧洲图情行业的权威。我们希望在新时期继续与中大保持深度合作，当然中大也认为，广州图书馆是他们与社会合作的主要对象和媒介。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诸如立法配套、第三方评估等，我们也尽量让这些行业的、社会的力量参与进来。我们要充分利用行业各种各样的资源促进区域共同体局面的形成。我和《图书馆论坛》刘洪主任也提到这一想法，希望《图书馆论坛》能够体现出广州的区域共同体的特点。

刘锦山：我们国家以前社会管理主要靠政府，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力量兴起，市民社会方面发展不均衡，以前我们对社团组织管控比较严格。但是沿海地区，像广州、深圳这些地方，市民社会发育得比较好，这样才有现在社会力量、个人参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这对图书馆的发展还是有比较好的推动作用。应该把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力量结合好。

五、理事会制度

刘锦山：方馆长，理事会是现代图书馆治理的一种有效模式。贵馆的理事会现在是第一届，理事会制度比较有特点。前段时间和省馆刘洪辉馆长聊起您这里的理事会，刘馆长说广州图书馆的理事会很有特点。请您具体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方家忠：广州图书馆理事会比较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社会化，在管理的社会化原则之下，利益相关方参与图书馆治理。这个特点体现在理事会的人员结构上面就是三三制。我们的理事会由十五个人组成，三分之一是社会方面的代表，三分之一是政府机关方面的代表，三分之一是图书馆方面的代表。社会方面的代表由常规服务领域、新型服务领域的代表，涵盖了文化领域、历史领域、图书馆领域的专家和读者代表。政府机关方面的代表由与图书馆投入最密切相关的政府机关的代表组成，包括编制部门、人事部门、财政部门、文化主管部门、人大方面的代表。图书馆方面的代表包括图书馆管理层的代表、职工代表。社会参与图书馆治理，三三制是我们比较显著的特色。我们的做法在全国发过简报，介绍我们的经验。

理事会的建立，实际上是基于图书馆层次的改革，还仅仅关联到制度的低端。深入发展就会向制度的中端和高端层面迈进，这可能关联到行政体制的改革，关联到政治体制的改革。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在低端层面能够发挥点作用，理事会在沟通协调各个方面，争取各方面、社会的理解和支持，能够发挥比较好的作用。但目前而言，我们的理事会发挥的作用也就到这个层面了，决策层面的功能还是要有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够具备。决策权从哪里来？无非就是从政府手里来，政府把这个权限让渡到理事会，但政府行政体制不改革，这个权限不可能放得下来。这是我讲的中端问题。更深层的关系，比如理事会与我们党的关系等。

刘锦山：理事会制度与我们政治体制的对接。

方家忠：对。图书馆理事会与图书馆、文化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这些更深层的问题属于体制的问题。我们现在的理事会主要还是由机构编制部门、文化主管部门动员我们图书馆一起来推动。但是，行政体制与政治体制的改革，部门是推动不了的。因此，决策性的理事会制度建立可能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这是一项大的改革，恐怕确实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第二届理事会在三三制的框架下，每个方面的具体结构、比例可能会有一点调整，政府机关方面代表的比例会缩小一点，社会方面代表的比例会大一点。但大的思路、大的结构还是不变的，是一个交流、博弈的平台。

刘锦山：理事会有多少理事呢？理事长由哪方面的代表担任？

方家忠：理事会由15位理事，理事长由主管、举办单位的代表担任，我们现在的分管副局长担任理事长。理事会推选我担任副理事长。在第二届理事会，社会力量要尽量多一些参与，企业代表等一些界别要逐步来考虑。制度设计方面，也可以用荣誉理事等方式来建立。

刘锦山：方馆长，理事会具体有哪些职责和权限？对图书馆运营、管理，人事方面有哪些具体的职责和权限？

方家忠：根据图书馆章程的规定，理事会的定位是决策和监督，监督来源于决策，没有决策就没有监督权。从制度设计上来讲，所有的权限理事会都有，重大业务活动的决策权、发展规划的决策权、对管理层的决定权、对经费预算的决定权，大的方面都有。

刘锦山：业务方面的决策权我理解图书馆要做什么活动，先做规划，然后理事会讨论和批准。财权和人事权方面的情况呢？

方家忠：对，图书馆大的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大的项目计划，需要得到理事会的批准才能实施。财权方面，图书馆编制的财务预算需要得到理事会的批准。人事权方面比较复杂，理事会主要关注管理层的聘任。馆长是由谁任命，如果馆长任命了，按理事会章程，馆里其他人员是由馆长来聘任的。人事权的核心问题是馆长的聘任权在谁的手里。理事会聘任？还是我们的主管局聘任？

刘锦山：贵馆章程里对于馆长任命问题是怎样规定的？

方家忠：我们的章程规定馆长由理事会提名，主管单位、举办单位确认。

刘锦山：干部考察程序仍然按照现有的程序走？

方家忠：这与干部考察是两回事情。理事会制度与党管干部程序现在没有对接。理事会提名了，组织认可了，该走的程序还要走，但不是在理事会框架里的程序，是在党组织程序里。

刘锦山：以前馆长由政府直接考察任命。现在是理事会先提名，然后组织部门考察，再做任命。

方家忠：对。哪怕提名权，也是权力啊。

刘锦山：也有可能理事会提名了一个人，组织部不认可，经过考察给否掉了。做到这一步也是很难得的。

方家忠：这也是一个进步。现在这样设计出来了。从制度设计来讲，决策监督还是该有的都有了，当然实际落实还要有个过程。有些地方的图书馆理事会是咨询性质的。咨询性质的理事会与现在实际是相符的。我们要求建立的是一个决策性质的理事会，实际上能否做到，还需要一个过程。

刘锦山：理事会建立以后，运作可能是以图书馆的管理层为核心的运作。因为图书馆管理层天天在图书馆做与此相关的工作，但是理事会成员不可能投入太多时间做这样的工作。

方家忠：就我们观察应该是这样的。理事会的理事大多是义务性质的，是兼职的。参加理事会是他们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一种形式，很多具体的运营设想、基本设计都是图书馆提出来的。

刘锦山：这样图书馆可能还是起主导、核心的作用。

方家忠：至少是一个基础作用，我们不敢说是主导作用，但是仍然是基础作用。

刘锦山：对，基础作用，您的说法更准确。图书馆理事会制度刚起步，对于理事会的运作模式、机制、议事规则，以及博弈，各方面都有一个试验和适应的过程。

参考文献——方家忠主要学术作品：

1. 2016年《图书馆发展规划的效用问题》，《国家图书馆学刊》；

2. 2015年《保障、促进、规范、提升—论地方立法对广州市公共图书馆事业的作用》，《图书馆论坛》

3. 2015年《广州市公共图书馆发展的六个核心理念》，《图书馆论坛》

4. 2015年《公共交流平台：公共图书馆服务新模式》，《图书馆论坛》

5. 2015年《街镇公共图书馆建设路径研究——兼评<广州市公共图书馆条例>相关规定》，《图书馆论坛》

6. 2014年《广州图书馆新馆开放服务后的若干启示》，《图书馆杂志》

7. 2014年《北欧图书馆“阅读障碍症”群体服务研究——基于挪威、瑞典、芬兰、丹麦的实践》，《图书情报工作》

8. 2011年《略论图书馆发展规划的制订——以广州图书馆为例》，《图书馆论坛》

9. 2010年《试论推进地方图书馆立法的三个“必要性”问题》，《图书馆》

10.2010年《中美公共图书馆建设模式比较研究》，《图书与情报》

11.2010年《从管理的视角看美国公共图书馆的社区认同及其启示》，《图书情报工作》

12.2010年《美国洛杉矶郡公共图书馆的组织、管理和服务》，《图书馆杂志》

13.2010年《论美国图书馆事业保障与行政管理体制及其启示》，《图书馆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