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岩：图书馆发展方略辩证（图）

采访时间：2015年6月8日

初稿时间：2015年7月23日

定稿时间：2015年8月3日

深圳图书馆在过去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是我国公共图书馆界的翘楚，在办馆机制、运营方式、服务模式与理论研究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积极的创新与探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深图模式”成为业内学习的典范，为引领和推进我国现代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目前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又迎来了一次非常重要的发展机遇，如何总结经验乘势而上是图书馆界同仁普遍关心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e线图情采访了深圳图书馆张岩馆长。

一、关于“深图模式”

刘锦山：张馆长，您好。非常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首先请您向读者朋友总结一下贵馆过去十几年发展过程中所取得成就和积累下来的经验。

张岩：谢谢刘总和e线图情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深圳图书馆在过去十几年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诸多方面条件的配合，取得了一些成绩，受到全国图书馆界朋友们的关注，对此我们深感荣幸。

谈到经验，我觉得在我们现行体制下，一个地区公共图书馆的发展与地方党委、政府的重视与支持分不开。上个世纪80年代，深圳经济特区启步之初，各方面条件还十分艰苦，可以说捉襟见肘，我们当时的市委书记就说，“勒紧裤腰带也要把八大文化设施建起来”。正因为地方党委、政府对文化的重视，深圳老的八大文化设施和新的八大文化设施建设中都有图书馆，我们的老馆和新馆就是在老、新两次文化设施建设高潮中建起来的，新馆建好之后，老馆就给了少儿馆。近两年，我们又获批立项建设一个新的大型文化设施——深圳市图书馆调剂书库，地点也选在非常好的地理位置，还有2003年启动的“图书馆之城”的建设，等等，都得益于党委和政府的远见、重视与支持，这是一个前提条件。

当然，与此同时图书馆人的励精图治也相当重要，要积极开展工作争取各方面支持。深图人秉承团结奋斗、努力创新的精神，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勤奋工作，才取得了诸多成绩。例如，打造了“图书馆之城”的统一服务模式，在现有管理体制和格局下，克服市区两级行政体制的种种障碍，团结全市图书馆人为着共同的目标，联手开展统一服务业务，这其中涉及到大量的协调工作，取得的成果来之不易。又如，深图近年来微博、微信、微平台三微联动，南书房、爱来吧、讲读厅、捐赠换书中心等新型文化空间的创设以及开展的一些重要文化活动等，都是在人力、资金十分有限的条件下克服困难、创新方式、联合社会力量逐渐发展起来的。图书馆人的大局意识、职业精神与钻研精神，持之以恒，共同形成今天这样的良好局面。

第三，深圳地区图书馆的发展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文化+科技。深圳整个“图书馆之城”的科技含量都比较高，市、区图书馆的全自助服务、数字图书馆、自助图书馆等得到较为普遍、均等的使用。全市220多个自助图书馆与图书馆之城统一服务是打通的、一体化的，为市民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我们自助图书馆的绩效也很不错，前段时间我看到媒体报道称外地有些自助图书馆的运营情况不是太好，可能与其整个顶层设计有关。深圳的自助图书馆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体系来设计运行的，因此当她汇入全市统一服务的大网后，的确起到了便民和宣传等效果。现在深圳的自助图书馆每年有100多万册次的外借量，相当或者已经超过了一些地级市图书馆的外借量，发挥出了整体效益。

二、关于文化权利理论

刘锦山：张馆长，“图书馆之城”建设既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又包括阅读推广活动建设。我们了解到，贵馆早在2000年领全国风气之先开展组织读书月活动，迄今已有15年。从2003年到现在，深圳市委宣传部、市文体旅游局每年11月份都组织全民阅读活动。深圳在阅读推广方面不仅在自己城市里做了很多工作，同时在业界、全国也起到了一种带动作用。现在全国已有400多座城市开办了各自的读书节庆活动。这样的成就和影响的取得绝非偶然，因为任何活动背后都有一定的理念作为思想基础的，只有这样才能行稳致远。请您谈谈贵馆图书馆之城建设与阅读推广活动背后是以什么样的理念作为支撑的？

张岩：确实，深圳阅读推广活动和“图书馆之城”背后有着深刻的理念作为支撑，这就是文化权利理论。时任深圳市文化局局长、后来任市委宣传部部长、现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的王京生先生，从90年代末就开始研究文化权利理论，他大声疾呼读书求知是市民最基本的文化权利，保障市民读书求知权利是谁的责任呢？是党委、政府的责任，党委、政府必须保障公民读书求知的文化权利。在文化权利理论的支撑下，深圳市文化局于2000年创办了读书月活动，2003年提出打造“图书馆之城”，这两个活动都逐渐上升为区、市政府文化发展战略。每年11月的读书月，大家都说是深圳的文化盛宴，也有人说读书月是深圳城市的文化闹钟，每到读书月了，提醒大家该读书了。十几年来形成了很大的影响力，因此在市民中都有这样一个印象，就是“以读书为荣，以读书为乐”。

有人说，读书是个人的事情，全民阅读是政府搞运动。其实政府是通过活动的形式提醒市民读书，倡导市民读书，在现在中国很多人不读书的情况下，这个工作还是很需要的。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深圳也很注意。比如我注意到国内一些城市公交站全是美容整形广告，而深圳的很多公交站都是市委宣传部牵头制作的《论语》金句，这些人们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句经过专业设计，以非常优雅的形象展示出来。对读书、做人和城市氛围都有很好的影响。

今年“4·23世界读书日”我们与媒体座谈，我说对于图书馆人来讲，每天都是读书日，每月都是读书月，图书馆人关于阅读的相关工作从来没有停息过。因为整体设施需要定期检修，我们主馆舍一般周一闭馆，而一楼新开的南书房、讲读厅365天每天18小时开放，从早上7点到晚上11点，每天还有丰富多彩的社会教育活动在里面开展。我们的数字图书馆、自助图书馆都是365天每天24小时运营，这表明图书馆工作不论是时间上还是空间上，不论外延还是内涵，都已经得到极大的拓展。

深圳读书月的开展和“图书馆之城”的建设，取得显著成就，也获得国际认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3年授予深圳“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称号，这是深圳人一步一个脚印做出来的。作为专业的公共文化机构，我们把推广全民阅读作为分内之事。这两年我们还成立了专门部门，配备专门人员，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效果很好，全民阅读活动的内容、场次、效果每年都有提升。2014年我们联合社会力量举办了1000多场阅读推广活动，凝聚了很多人气，图书馆让市民感受到了这种城市的温度和高度，赢得了很好的口碑。

三、关于总分馆制

刘锦山：张馆长，通过您的介绍，我们更加深刻、全面地了解了贵馆过去艰苦奋斗的历程和辉煌的发展成就，可以说，这些成就和经验为贵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我们现在要问，面对过去发展这样出色的一个图书馆，今后贵馆还有哪些发展空间，怎样在现有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请您谈谈贵馆在这方面的考虑。

张岩：我们目前正在制订十三五规划。对于图书馆我们以往比较多地强调公共服务、服务市民与服务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图书馆拥有这么丰富、宝贵的文献资源，这是一座金矿，因此，对图书馆馆藏我们未来还要加大收藏、研究、展示和传播的力度，让图书馆的宝藏和特殊功能进一步发挥作用；同时，科技迅猛发展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人类文化生态发生了改变，人们越来越多的习惯在虚拟空间交流，这种情况长远看来对文化发展未必是件好事。针对这种情况，图书馆这类公共文化设施在公共文化空间方面还可以发挥更大作用；此外，国外把公共图书馆看作“城市的心脏”，国内城市图书馆与城市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还应适当加强，应有能力为政府和相关机构提供更高质量的决策信息支撑，体现图书馆的专业价值；在“图书馆之城”建设方面，过去我们主要通过业务整合来实现图书馆之城的一体化服务，由于跨越了市、区甚至街道三级行政与财政壁垒，在具体实施中遇到的困难和障碍非常多，协调成本很高；而且人才、资源、活动等各自为政，重复建设，不能实现共建共享，已成为制约图书馆之城效能进一步提升的瓶颈。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通行的是一体化管理与服务，效能很高，但我国现在管理体制太强大，很难突破。直到目前各地图书界仍在创造各种各样的“总分馆”模式，与其说是创新不如说是无奈。

刘锦山：我了解到有两个地区的总分馆体系建设做得比较彻底一些。内蒙古鄂尔多斯东胜区图书馆直接将自己的馆员派驻到15个街道办事处的文化站担任副站长，主要负责开展社区文化服务工作，但这些派驻人员的行政编制仍然隶属于图书馆。佛山禅城区联合图书馆在区政府和街道的支持下，实现了集中管理、统一财政、统一服务的总分馆服务体系。

张岩：嘉兴地区的总分馆制也很有特点。嘉兴是多级财政投入，由嘉兴市图书馆统一管理。深圳市福田区相对来说做得彻底一些，但是目前也只把文献经费统一起来，由福田区图书馆统一为每个社区馆配备文献，但是人员和资产还管不到。

刘锦山：我们这几年采访了不少中国特色的总分馆制，主要是业务方面的整合辅导。上级行政区划的图书馆对于下级行政区划公共图书馆有业务辅导、指导的传统，大家从业务层面上做些整合比较容易，而且像您谈的那样已经把业务整合做到极限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考虑这个问题。一般来讲，市图书馆建在市区，不会建到郊区和农村。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将来市馆建分馆，可以建的小一点，直接建到下面区县里。

张岩：现阶段直接在区县建分馆比较难，因为市区分两级财政分灶吃饭，市里是市里的，区里的是区里的。从市财政的出发点看，钱已经通过财税体制分给各区了，各区不应再用市里的经费建设自己的文化设施。我们目前只能通过统一服务甚至全市阅读推广活动的联动，进一步推动全市资源与服务的整合。比如今年4·23期间全市一起把外借量从5册提高到了10册。5·26“图书馆服务宣传周”期间，我们推出“少儿智慧银行”项目，市区图书馆推选各馆的少儿“智慧星”，并进行座谈和表彰，凸显全市“图书馆之城”服务的合力。

刘锦山：我们国家的总分馆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再前进只能在体制和机制上进行突破了。如果能在体制和机制方面有所突破，示范效应和影响非常大。当然存在着您谈到的行政和财政壁垒的问题。

张岩：因为存在着上述壁垒，现在绝大多数的总分馆并非真正的总分馆。嘉兴是依靠主管副市长参加图书馆馆长联席会来协调。对于总分馆体系建设，业内也有不同看法。倪晓建馆长认为大都市应该效法西方，推行一体化管理，李国新教授主张建立以区县馆为总馆的总分馆体系。从深圳来说，各区馆馆长和业务都很强，实行总分馆制有很好的基础，也有文件依据，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还难以落到实处。

五、关于社会化运作

刘锦山：现在大家逐步认识到，公共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需要在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措施配套，只有这样才能行稳致远。在公共图书馆领域，最近几年也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图书馆社会化管理或社会化运作现在是一个热点问题，现在有一种整体外包的社会化模式受到业内的关注，例如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图书馆就外包给武汉市图书馆负责运营，当然也有企业作为承包方来进行整个图书馆的运营。对于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张岩：我觉得现阶段这种模式只适用于刚开馆的新馆，而且也是由图书馆来管。如果由社会公司来运营，还需要观察。图书馆除了服务，还有最重要的一个职责就是积累、传承文化。这个使命由公司来承担恐怕是不行的。一些小的社区馆购买服务可能问题不是太大，但是大型公共图书馆的使命是多重的，社会教育、核心价值观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应是大型公共图书馆的重要职责所在，这些使命只有公益的非营利性机构承担。我感觉图书馆社会化这个提法似是而非，比较容易产生岐义。图书馆在国外都是法定机构，有特定的价值取向和职业操守，而企业的主要目的是营利。社会化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以需求为导向的，图书馆和社会化之间存在某种冲突。

刘锦山：整体外包确实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营利机构可能不会考虑太长远的问题，这样会影响外包图书馆的持续发展。有些资源文化价值很大，投入很高，可是现在未必有多好的使用效果，从长期来讲，图书馆必须要保存，但外包企业出于运营效益的考虑可能未必会采购这样的资源。公立图书馆基于文化传承方面的考虑，必须要保存。企业很可能存在着一种短视行为。这两年我干，过两年可能不是我了。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重视。有些地方提出图书馆社会化和整体外包，大致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事业编制的限制，开了一个新馆没有足够的编制，所以要外包；第二是觉得公立图书馆的运营成本高，为了降低成本而外包。基于第一方面的原因考虑而外包，我觉得比较正常；基于第二个方面的原因考虑外包，就值得商榷。规范经营的外包企业，成本不会比图书馆自行运营低多少的。企业聘用员工，薪酬应该包括工资、社保、公积金以及其他方面的福利，如果为了降低成本，压低薪酬，包括不按照要求为员工缴纳保险和公积金，这种做法是不可持续的。即便这种做法得逞于一时，但外包成本以后也会出现报复性增长的。如果整体外包并不能降低公立图书馆的运营成本，那么整体外包的必要性就值得考虑了。

张岩：我觉得如果真想降低成本，人财物一体化的总分馆体系是最集约的。有次我去澳门，澳门中央图书馆馆长邓美莲女士带我们去看她们的“一人图书馆”，即正式工作人员只有一名，外加一名保安，几万册图书报刊、电脑阅览，整个馆务就由一个人来运作。如果是一个独立的社区图书馆一个人能搞定吗？肯定不行。澳门的一人图书馆背后其实有澳门中央图书馆的支撑，就像我们的自助图书馆，它也不是单纯的一台机器，背后我们很多人为它服务。因此，一体化其实是最集约、最高效的。同时，某一家社区图书馆单独招聘，人员能力素质与工作需要、待遇等不好匹配。但如果是一体化集约管理的体系，人才可以按需要灵活调配，就不会把一个人永远固化到一个位置上，更易合理使用人才。

现在对图书馆的专业化特点还重视不够。图书馆是作为专业性的公共文化机构，专业性还是需要各方注意的，并非说是个人就能把图书馆搞好。当然，小的社区图书馆业务比较单一，找个人开门关门守摊是不难的。但效益发挥如何就要看管理者的素质和工作热情。现在对此认识不足，有些社区图书馆就是物业的工作人员专事“坐台”，搞不好是必然的。要想把基层图书馆搞好，首先要尊重这个行业，要有基本的管理体制、人员规范、工作要求。现在一些社区图书馆就是找个人开门、关门，没有把图书馆当成专业机构来运营。但这个问题不是图书馆的问题，是现有体制、基层图书馆责任主体不明确等多种原因造成的。政府觉得图书馆做得不好，就去购买企业服务“倒逼”图书馆发奋图强，这个逻辑是有待商榷的。今天觉得这儿不好，就在这儿搞个新的东西出来，明天觉得那儿不好，就在那儿搞个新的东西出来，缺乏系统性。实际上社区图书馆的问题表面上看是图书馆的问题，实际上不少是体制机制不顺造成的，需要政府予以根本理顺。改革要对症下药，否则反而会引起新的乱象。

刘锦山：要做好其实成本是一样的。现在控制事业编制，图书馆人员不够，就用了一些事业外编制的人员。这两种编制的用人成本确实不一样，事业编制的成本要比事业外编制高一些。现在有些大学图书馆的人员也不够，就招合同工，还有劳务派遣工。合同工的成本要比事业编制的低一些，劳务派遣工就更低一些。高校图书馆可以用学生工，勤工助学。同工同酬这是劳动者最基本的权利嘛。随着劳动者权力意识的觉醒，人家就会问，为什么我们做同样的工作而待遇不一样？我觉得，图书馆要做持续发展，整体外包时间久了未必比自己办花的钱少，人力成本是省不掉的，企业还要有利润，至少公立图书馆不要利润。同时，现在的公共图书馆体制，限制了很多馆员业务晋升空间和发展。如果实现了真正的总分馆制，从市级图书馆到基层图书馆的人员流动渠道都打通了，人员就会流动起来，馆员的业务晋升空间也有了。毕竟市级馆的位置是有限的，一个人老是待在一个岗位上，也是一种资源浪费。

张岩：其实劳务外包、劳务外聘事宜，应该是由图书馆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例如，一个社区馆，配一位中级职称或高级职称的馆员，搭一个临聘人员，他们的工作内容绝对是不一样的，也就不存在同工不同酬的问题。我曾经专门就这个问题与香港中央图书馆交流过，它的人员一部分是馆员系列，就是专业系列，一部分是文员系列，文员系列高中生都可以做，文员系列与馆员系列的工作内容与薪酬当然是不一样的了。应该通过业务来定薪酬，社会化不是把一个馆整体包出去了，而是根据图书馆专业、业务情况而定。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图书馆社会化管理和运作的提法指的是法人治理结构改革，不完全是指业务外包或者运作市场化。不管怎么社会化，公共图书馆经费还是应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国外也是如此，个人偶然办一个小馆可以，但持续发展就有问题。在我们现阶段社会捐赠机制极不健全的情况下，指望靠社会力量办公共图书馆是不切实际的，办好公共图书馆是地方党委政府的责任，不应该把这个责任推向社会。

刘锦山：以前农家书屋工程也是只给资源不给编制，最后书派下去，没人管。农家书屋工程的领导机构为新闻出版总署、中央文明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技部、民政部、财政部、农业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八部委，唯独没有文化部，如果把文化部也纳入进来，以公共图书馆作为基础，效果就不一样了。虽然公共图书馆现在还没有一体化，但是有体系的。

张岩：现在很多社区搞老人之家，有时候要建一个文化中心，就把很多不同部门建设的活动中心拼在一起，大家都管也都不管，没有一个主体，其实图书馆是一个很好的阵地，老人来图书馆聊聊天，下下棋，图书馆搞些活动，都没问题。现在抓计划生育，我们不少社区图书馆又成了计生中心，但阅览室以计生中心的人为主也搞不好，还是没有确立图书馆的主体地位。如果以社区图书馆为主体，计生中心、老人活动中心、妇女读书会、儿童四点半学校等职能纳入进来都没问题，但是要有一个主体。现在社区文化中心存在的问题就是主体不突出，各个机构都进来，到底谁来安排这个机构，责任不明确。

刘锦山：基层公共图书馆是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枢纽，应该树立这样的理念。图书馆与文化站还不一样，文化站没有书看。

张岩：图书馆有空间，有资源，有专业人员运作，可以把各方面服务有效整合进来。例如，可以在社区可以搞家庭关系研讨、育儿经验分享、儿童四点半学校、社区读书会等，家具、空间、文献都是现成的，整合起来很方便。如果用计生中心来整合图书馆就有点怪了，现在计生中心实力雄厚，统一形象设计，图书馆的牌子挂在计生中心下面。这些都是问题。不要老觉得事业单位不干活，其实事业单位中图书馆业务发展意识很强，很多图书馆都是很勤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