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理念、创新体制、善行公益——公共图书馆服务散论

1 正视服务社会问题，体现公共图书馆存在价值

服务社会是图书馆存在的理由。公共图书馆作为社会文化教育设施，其价值完全取决于服务社会的效能；只有公共图书馆实体的存在，而没有被社会认可的服务，也就等于它的消失。近30年来，我国公共图书馆发展迅速，事业规模不断扩大，仅就2000年统计，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达2721所，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1979年仅有21个，面积不足2万m2，至2003年增加新馆38座，馆舍面积达22万多m2，其中有4个馆面积都在2万m2以上。20世纪90年代以前，广东省级公共图书馆每年购书费都在100万元以下，而今2007年跃增为3千多万元。当今全国绝大多数图书馆都实行计算机管理，在自动化、数字化及网络建设方面，并不比一些发达国家落后。应该说，办馆条件特别是服务手段的完善，给图书馆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服务能力与水平得到提高。但不可讳言，我国公共图书馆建设，如果从政府投入与服务社会的满意度相比；服务效率与国外图书馆服务相比则有很大差距，主要表现在：

一是服务面不广。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公共图书馆，每千人仅拥有5个借书证，而美国持借书证者占总人口的2/3，英国公共图书馆注册用户也达全国总人口的60%；我国许多公共图书馆除少数书刊流通率较高外，大多数藏书利用率都在50%以下，特别是馆际互借率非常低，许多公共图书馆全年馆际互借量不足10册（有的竟无此项记录），而美国公共图书馆藏书利用率达233%，1977年仅美国俄亥俄州图书馆网44所图书馆全年馆际互借量就有64万册次。我国公共图书馆发展极不平衡，广大农村地区9亿农民很难得到图书馆服务，这与发达国家从城市到农村，按人口比例，5万居民左右就设有图书馆（室），可以就近利用书刊，并接受其他信息服务相比，实在太落后了。

二是服务时间不长。据知，除广东公共图书馆每周开馆时间都在60—79小时之间，节假日一般照常服务，其他地区大都未达广东标准。许多图书馆开馆时间“机关化”（即开馆时间为7—8小时，中午休息），未见有在“大多数居民起床之前开馆，睡觉之后闭馆”，更没有如一些发达国家开展全天候服务的图书馆，作为公共图书馆实行与一般公共服务设施的服务时间同步一致，以满足社会的阅读需求是非常必要的。

三是服务内容不理想。目前各公共图书馆都基本按文献类型载体设置服务部门，并提供服务，极少有按知识门类或主题去整合分散于各文献类型的知识内容，而且大都流于书刊借阅服务的单一格局，知识、信息的参考咨询服务比较薄弱。

四是服务水平不佳。主动帮助读者解决如何利用图书馆和信息检索问题非常重要。但许多公共图书馆都未设立导读岗位（如医院导诊措施），服务人员的文化素质不高，缺乏资源共享理念。当今图书馆出现“三失”现象，即藏书特色缺失，各馆上网信息雷同，使原来固有的藏书特色不复存在；读者流失，由于网络信息庞大，传递迅速，共享性好，导致传统图书馆的读者分流失散；检索优势丧失，检索的网络信息不允许过多的中间环节，而传统手工检索只能适应线性结构文本，不适合网状的非结构化的超文本图像、声音等，这就使图书馆失去了昔日的文献检索优势。这些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网络与数字技术都属社会公共，图书馆对网络信息的发展无法管理与控制，尚处于被动应付状态。可以说，当前图书馆没有完全适应信息网络化、数字化的运作规律。为此，我们应该树立这样的理念：公共图书馆的优势不在网络，首先必须深化对传统服务的改革，千方百计把读者吸引到图书馆来，将图书馆的特色资源送到网络去，把网络信息知识参考咨询开展起来，使图书馆真正在网络时代生根、开花、结果。

2 提升服务理念，完善知识服务内容

图书馆的发展既要加快速度，扩大事业规模，更应重于深化改革，充实内涵，强化服务，提高效益。首要在转变图书馆服务理念。

2.1 从面向资源服务转变为面向需求服务。要跳出过去“等客上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窠臼，从“资源——服务——需求”的老套套操作中解脱出来，克服奢谈在“网络条件下”、“市场经济条件下”，应着重于研究社会需求条件，根据社会需求环境去组织资源，有针对性实施服务，努力构建“需求——资源——服务”的新格局。

2.2 从传统的文献服务转移到知识服务。知识服务不同于传统的文献服务，它以知识门类去组织管理图书馆工作全局，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构建以知识学科的服务部门或工作机构；（2）整合各类馆藏知识资源，促成各类型图书馆，实行资源共建共享服务制度；（3）开展各类知识资源的科学整序，形成相应的书目、索引等学科信息资料；（4）开展以学科主题聚类的各种知识服务，并进行知识导航；（5）组织学科知识阅读活动，营造学习型社会；（6）开展社会知识交流、宣传、推广；（7）实行文献知识开发与利用，强化社会服务效益；（8）以知识组织从业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促进其主观知识外化为服务社会的智力资源。目前国内外图书馆对知识服务都具有不少成功经验。

2.3 将图书馆工作重点转移到读者服务。图书馆所有工作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社会。要摆正图书馆与读者的位置，明确读者是主体，图书馆是客体。图书馆的信息是否符合需求，服务质量是否达到标准，服务制度是否合理都要读者加以评论、鉴别。读者工作应该作为图书馆“大于一切”、“重于一切”，始终贯彻在图书馆工作全过程。而不是看馆舍多壮观，设备多先进。通过服务去考察全局，管理好各项业务工作，衡量图书馆工作重点转移到读者服务有四个标准：

一要舍得花最大的精力。图书馆领导要深入“第一线”，并定期对服务态度、服务效率、服务质量、服务环境进行检查评比，形成对读者服务的推动力，其中特别要对读者到馆率、流通率、咨询率等进行分析研究。这也包括服务工作人员的服务敬业精神，以及馆领导对他们倍加关爱、扶助，适当实行倾斜政策，形成两者良性互动的合力。建立读者评议服务质量制度，评选优秀服务项目，评选好馆员。

二要舍得用最好的干部。在读者服务工作中，往往人才资源比信息资源更重要，没有高素质的人才，就不可能产生良好的服务态度与服务质量，特别是开展知识服务。可惜目前许多图书馆在服务部门极少有高学历、高素质人员，大都是一般干部，且流动性很大，甚至形成安排表现欠佳人员及学历不高临时工作人员的场所。

三要舍得将馆舍最好地方用于读者服务。按照国际惯例在图书馆建筑功能区划分方面，馆舍最中心、最突显的位置，属于读者服务区域，不能用作行政办公或迎宾接待，更不能穿插入非图书馆业务活动场所。但此类情况在不少地区均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主要原因大抵有：（1）图书馆功能划分理念的缺乏。随心所欲安排业务用房，或者为考虑“风水”，将行政领导办公室突显于“龙脉”，而强占服务场地；（2）公关形象的驱使。为“照顾”、“善待”领导或外宾，在图书馆的最重要位置设贵宾室，并不惜巨款搞豪华装修，美其名曰“嘉惠士林”，而不是嘉惠大众，而忽视读者服务的需要；（3）商业行为的破坏。为解决图书馆经费困难，将最利于商业经营的地方出租，遂使图书馆读者服务场所成为商场，图书馆社会形象大受伤害。以上种种都属于图书馆管理方面的硬伤、大忌。将馆舍最好的地方用于读者服务，是图书馆工作重点转移的最起码要求，务必严格实行。

四要舍得在读者服务活动中花钱。图书馆服务社会读者，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吸引读者阅读，需要不断改善读者环境、完善服务手段，为读者花钱，加大投入是非常必要的。例如，开展读书活动、评选好读者与好馆员、开展阅读调研、开展读书心得征文、开展读书报告会与辅导会、开展读书知识竞赛、开展小读者阅读游戏、开展馆员与读者联谊活动等等，都必须每年保证相当的经费开支。

3 创新图书馆服务体制，强化群体服务功能

任何一个图书馆都不可能完全满足社会的阅读需求，唯有立足图书馆群体，实现信息资源共建共享。这就必须创新服务体制，改变局限于公共图书馆独家经营方式。服务体制一般包括：图书馆群体区域分工或专业分工；图书馆联盟，即各馆之间通过协议形式开展共享资源与合作服务；实行总/分馆制；图书馆机构设置与管理制度。

3.1 我国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

目前，我国除台湾、香港、澳门三地公共图书馆实行总/分馆制外，各地都在积极探索总/分馆制，以扩大社会服务效益。鉴于我国大陆行政管理实行行业系统管理与地区分级管理双轨制，难以全面实施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即以市级或县（区）级公共馆作为总馆，统一管理其隶属分馆的人财物；总馆集中采集、整理信息资源，并对各馆实行直接管理，而分馆则专门从事读者服务。这一体制由于赋予总馆对基层图书馆进行统一管理、集中使用经费，分工明确，突显效率，既可以扩大服务面，又可发挥图书馆自我管理作用，转变政府行政管理职能。但必须明确一些大型图书馆（省以上或大城市图书馆）因历史原因，馆舍分设几处，亦分设业务服务部门，而形成主馆与分馆，这种情况并不属于以上所说的国际通行总/分馆制。

3.1.1 香港地区图书馆总/分馆制

香港地区公共图书馆分属香港市政局和香港区域市政局两级政府机构。前者管辖港九地区，后者管辖新界地区。两个行政区都分别设有图书馆委员会，亦称总图书馆（即总馆），统揽图书馆的人事、经费大权，并集中文献采编业务，负责全盘发展计划、信息网络建设及人员培训，而不承担对外开放服务。总馆按各大小分馆服务地区的人口比例分配文献。总馆设总馆长、行政馆长、采编馆长、资讯馆长、电脑馆长。目前两个地区图书馆共70个，都按规模大小划分为中央图书馆、分区图书馆和小型（街道）图书馆及图书流动站（或称流动图书馆）。它们都无需自行文献采编，专施服务社会读者。目前港九地区有中央图书馆2个（分设于香港、九龙），新界地区有中央图书馆3个（荃湾、沙田、屯门）。中央图书馆即“中心馆”，具有藏书、设备、干部优势，除面向市民承担大众服务外，其内另设有中央参考图书馆，提供全面的参考咨询服务，在图书馆系统中发挥主干作用。两个地区的公共图书馆系统属于平行关系，从中央馆到街道小型图书馆只有规模大小不同，没有隶属关系。

3.1.2 佛山禅城区图书馆总/分馆制

2002年，广东佛山禅城区提出建立联合图书馆的规划，通过政府行为，根据该区人口分布、产业特点，分别建立的一批布局合理、深入社区、贴近市民的小型图书馆群，实行人财物管理统一，书刊采编统一，服务统一，标识统一，这正是名副其实的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这一联合图书馆将在2010年，建成1个总馆，8个分馆，达到每10万人口拥有一个公共图书馆，全区常住人口人均藏书1册（件）。

应该指出，目前我国公共图书馆全面推行总/分馆制尚有不少困难，但并不等于完全不可能。从佛山禅城区总/分馆制的建立，足见事在人为，我国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随着文化体制的改革，将可能逐步全面推行。

3.1.3 图书馆联盟

创新公共图书馆的服务体制，除了实行总/分馆制外，更为普遍的是在国内外推广各种形式的图书馆联盟制。联盟制一般在同一地区各个系统图书馆之间或个别图书馆之间，通过协议形式以互利或扶助行为协作开展服务活动。目前我国有几种模式：

（1）上海中心图书馆模式。它不改变各行政隶属的人事和财务关系，打破公共图书馆、高等学校图书馆、专业图书馆的行业界线，实现图书馆间的协作与共享。其中，上海图书馆作为中心馆，对加入联盟的各区县馆支援电脑设备，并对书刊统一采编，统一技术平台。在公共图书馆实现异地借阅、参考咨询。实行“一卡通”，可在各成员馆借阅中文书刊；高校图书馆以网络资源、外文资料和人力资源共享。通过中心馆为机构和个人提供文献查询、馆际互借及至最终传递，实行“一条”龙服务；专业图书馆以联合采集网络资源，共建专业特色的数字图书馆项目及人力资源共享，它还可以通过中心馆输出管理人员，提高各区县图书馆的业务管理、读者服务和信息传递能力，促进各馆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2）深圳“图书馆之城”模式。2000年，深圳市出台“图书馆之城”方案，旨在建立全市各系统、各类型图书馆互联互通的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构建地区图书馆网络，拓展图书馆服务功能及覆盖面，形成面向社会、服务群众的社区化、多层次、资讯丰富、快捷高效的公共图书馆信息服务体系。从2003—2005年，深圳市已构建2个市馆、6个区馆、51个街道馆、200多个社区馆，四级层层遍布全城的图书馆网络，今全市社区图书馆总面积超过16万平方米，藏书超过1000万册，实现了全市常住人口人均2册（件）；深圳户籍人口平均拥有藏书6册（件）的指标，已基本实现了每1.5万人拥有一个社区图书馆，实行书刊借阅“一卡通”。同时正搭建与香港、澳门数字图书馆共享网络体系，推动深港澳图书馆系统的交流与合作，实现网络互借，共享资源，为市民提供功能完善，便捷的服务。

（3）东莞图书馆集群管理模式。2004年4月，东莞市提出地区图书馆集群管理计划，以东莞市图书馆作为总馆，争取到2005年建成10个分馆，100个服务点，以覆盖全市14个镇（乡），实现文献资源统一采购和配置，建立联合编目中心，实行在全市书刊通借通还的“一卡通”，并共享各类型图书馆数字资源。目前东莞市图书馆联盟打破各系统图书馆各自为政的局面，无论是学校图书馆、企业图书馆，还是公共图书馆，只要是集群图书馆网络的成员，都可统一使用网络管理平台，统一共享东莞图书馆的服务器、设备、技术、人员，无需自购相同的设备，亦避免各种重复劳动。

（4）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流动图书馆”模式。2003年，广东省人民政府实施建设文化大省计划，每年从财政拨出500万专款，由省立中山图书馆牵头在全省各县开展“流动图书馆”项目，统一购置图书及电脑设备，分送加盟的贫困县图书馆（称为省馆的“分馆”）。这些图书由各县图书馆管理，以半年为期在同一地（市）内或周边地区内流动，最终再回流至省馆。省馆作为总馆，计划每年建成10个分馆，争取到2008年在欠发达地区建成60个，10年内分馆达100个。

以上各种图书馆联盟的共同目标都为实现信息资源共享，提高图书馆服务的社会效益。联盟的形式有的通过一方的资源优势扶助另一方，或者通过彼此协约，优势互补，均实现统一技术平台，开展联合文献采编，协作服务，满足读者自由借阅。但各自又有不同特点。上海模式跨越公共、高校、专业各类图书馆系统，在公共图书馆内部以自上而下的资源扶助，开展服务协作；在公共、高校、专业图书馆之间则以协约形式，主要协调、利用各馆资源，这是比较符合实际的联盟形式，普遍得到社会赞许；深圳、东莞模式是各类型图书馆通过协议形式，共建共享信息服务体系。深圳、东莞两地方政府均发挥主导作用，列入社会发展计划，具有较大的投入，目前首先在公共图书馆系统内运作，已经产生良好效果，按计划逐步扩展到整个地区的各类型图书馆，对于推动社会和谐进步、公民整体素质提高将发挥积极作用；流动图书馆模式则由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作为执行建设广东文化大省计划，面向基层图书馆的文化扶贫行为。它不同于一次性的送书下乡，由于图书财产最后归属省图书馆，似与传统的集体借书无异。各个流动图书馆拥有1.2万册以上的藏书，内容基本相同，定期流动的新书并不多，一般重复率都在80%以上，由于政府投入较大，组织流动的图书量多（1万册以上），已经产生相当的社会效益，博得各级文化主管部门的肯定、重视。但如果着眼于基层公共图书馆藏书的稳定性、连续性，使其更有效地服务广大农村；根据各县（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确定扶贫济弱原则，将经费直接拨至各地市图书馆，促成地市图书馆成为总馆，直接为其隶属的县（区）镇（乡）图书馆采集、分配、组织书刊资源，并实施服务大众，也许会更有利于基层公共图书馆建设，提高服务社会效能。

3.1.4 图书馆群体分工

创新公共图书馆服务体制，不单为扩大服务覆盖面，提高服务社会能力，还应实行群体合理分工，强化协作。目前在公共图书馆内部没有明确分工，由省到市、县、镇的任务基本相同，“千馆一面”，鲜有活力，资源建设导致浪费；干部队伍建设没有交流、协作机制，以邻为壑；开展活动缺乏分工合作，“争夺地盘没商量”，形成无序“竞争”。而在许多发达国家将省（市）大型图书馆确定为研究参考型图书馆，重点从事参考咨询，不设专事书刊流通服务的分馆，甚至不开展一般外借服务，而未见有由省（市）馆“包打天下”，具体插手全省公共图书馆业务，并派生出众多分馆的现象。国家图书馆对全国图书馆承担协调、指导任务，提供资源与技术支持，以促进各类型图书馆事业发展。省（市）公共图书馆在各地区发挥信息网络中心作用，为地（市）级以下各馆统一建立网络技术平台，以避免他们在网络资源与技术方法重复开发。地（市）以下的各级公共图书馆作为借阅服务型图书馆，普遍设立总/分馆制，在其所辖范围内建立若干个分馆或书刊流动点，组织落实服务行为，以方便居民到馆借阅书刊，或接受图书馆的其他服务。如此分工合作，按任务层次，各施其责，有效地引导社会利用图书馆的目的性、选择性，亦利于促进图书馆工作专业化建设，提高服务质量，强化图书馆服务社会的整体效应。

4 坚持实事求是精神，正确贯彻公益服务原则

实事求是是科学的根本，舍此则无学术可言。在对公共图书馆研究中，最不可谓“实事求是”的，莫过于不能正确对待公益服务原则。笔者以为，图书馆公益服务涉及两个社会因素：其一，图书馆以公共信息对社会提供服务，而公共信息与公众利益最为密切，属于社会共享，不具排他性，读者必须通过易于接受的渠道，免费获得；其二，图书馆属于社会事业——文化教育机构的运作必须以经济为基础。鉴于当今提倡社会多渠道办馆形式，诸如，国家办、国家与集体（含团体、机构）办、国家与个人办、个人办等等，形成图书馆资源所有制的多元化格局。它们必须在以提高服务社会效益为目标的同时，考虑图书馆自身的经济效益，以确保图书馆事业的生存发展。这就势必出现一些图书馆，包括经费不足的国家办图书馆，特别是基层图书馆，实行部分收费服务。在以上两个社会因素中，前者具有决定性的本质属性，后者则是可变化的非本质属性。只要收费服务不是谋利，为社会读者认可，也就不能视为偏离公益服务原则。这里有几个界线是应该厘清的。

4.1 厘清“创收”与“收费服务”既有联系，亦有区别。“创收”泛指图书馆各类获取经济收入的行为，包括馆办经济实体（企业或服务业）、馆舍租赁，以及收费服务。其中馆办经济实体（企业或服务业）属于非图书馆业务，作为副业收入，除部分补助业务开支外，大都为改善职工生活。事实表明，图书馆兼办产业是不适宜的，产业经营必须与图书馆工作分离。馆舍租赁较常见于经费不足的公共图书馆，如果仅限于闲置馆舍，未将图书馆服务场地出租，不化公为私，不影响图书馆形象，应该给予包容。至于“收费服务”专指在图书馆服务工作中对读者的各种收费。它涉及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原则必须不以谋利为目的，把握政策界线，尊重读者利益，且只能选择少量收费项目，慎重从事。

4.2 厘清收费服务的目的，是为了减轻国家财政负担，还是增加图书馆收入去改善职工生活。鉴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发达国家社会主流实行信息商品化、市场化原则，政府对图书馆经费投入减少，也出现了部分服务收费现象，如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1]。而图书馆由于对部分服务收费，按市场规则操作，促使保证服务质量，提升其服务的诚信度、有效性。可以说，这种收费服务具有良性互动的作用，是不该一概否定的。只要符合国家政策，读者可以接受，又得到文化主管部门的允诺，就具有合理合法性。反之，一些图书馆为了一已之私，对部分或全部服务，开展创收活动，作为改善职工生活的措施，既侵犯了读者合法权益，又损害了图书馆形象，这是应该坚决杜绝的。

4.3 厘清收费服务项目，是物质消耗服务，还是一般借阅服务，或者参考咨询服务。按国际通行惯例，读者凡在图书馆接受资料的照相复制、静电复印、电话、电传及邮寄借书等物质清耗性服务，都需要按图书馆所消耗的财物，实行付费。但不能因此忽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对历史古籍进行照相、复印是不容许的。根据国际通行惯例，毫无顾忌地对属于珍贵文物进行复制，不仅违章甚至属于违法的；借阅服务作为图书馆的基本服务，绝对不能向读者按所借阅的数量或时间收费，更不可以服务的劳动强度收费，否则属于违反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基本原则。至于读者因借阅逾期，为确保服务工作的正常运转，要求读者缴纳少量的滞纳金则具有它的合理性，目前国内外公共图书馆概莫能外（国内一般按超时一天缴纳一角钱）。这是制约读者借书超期行为，对影响他人借阅的一个管理办法，并非从读者身上取利；参考咨询及信息开发在许多图书馆都有适当收费，例如，解答科研项目咨询（包括检索服务）、承接社会课题服务、提供专题信息资料收费等。

4.4 厘清在什么地方（部门）开展的收费服务，是在经济发达地区，还是经济贫困地区，是在大中型图书馆，还是在基层图书馆。这与上述两个问题颇有联系。最近，深圳地区公共图书馆向社会昭示，不对读者收取任何费用，这是值得赞许的。它不仅表明该地区公共图书馆先进的办馆理念，充分体现服务社会的公益原则，同时亦说明作为经济发达地区政府非常重视图书馆事业建设，经费充裕，有条件全部免费服务，无需再为读者添烦。倘若在那里仍有收费服务现象就咄咄怪事了。而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基层图书馆不是出于作为改善职工福利为目的，部分地开展收费服务，经文化主管部门认可，读者又尚能承受，就要给予包容，不能采取封杀。至于在大型图书馆一般是不应该出现不当收费服务的。即便参考咨询工作亦需严格排除属于提供公共信息咨询，以及一般性本职服务范围。如果大型图书馆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为获取蝇头小利，既不讲服务政策，又不顾文化形象，盲目开发利用，就是严重失职了。

4.5 厘清在什么时期开展的收费服务，是20世纪80—90年代，还是21世纪之后。我国公共图书馆在“收费服务”上确实具有不寻常的经历。严格区别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至为重要。因为有些人未有图书馆工作经历，从局外人的视角，往往把已经成为历史陈迹的东西，仍然填充到当今的现实，或者出于某种偏激与偏见，不去区分过去还是现在，以偏概全，把现状描写得一片漆黑。毋庸讳言，从1980年—1990年，全国公共图书馆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曾经自上而下，以“文化产业”、“以文补文”的理由，开展名目繁多的创收服务，而且绝大多数都属于为着谋取收入，以改善职工生活为目的。引起图书馆是姓“钱”还是姓“图”、“图书文献是不是商品”、“图书馆能否产业化”等之争。致使公共图书馆发展蒙受损失，这是值得记取的历史教训。自1990年之后，随着国家市场经济建设走向正轨，文化管理政策逐步调整，图书馆办馆条件亦有所改善，经过同仁的反思与努力，各种纷乱现象终于得到改变。可以说，当今各地公共图书馆基本没有纯粹以谋取职工福利为目的收费服务行为，也没有全方位、大规模的收费服务活动。

有鉴于此，在总结、研究“收费服务”时必须厘清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特征，正确分析其中产生的原因，不可笼统地认为，出现“收费服务”的原因：“一是经费严重不足；二是队伍不稳；三是政策允许”。[2]这些理由就我国公共图书馆的“收费服务”的任何时期都是缺乏说服力的。以“收费服务”泛滥时期而论，应该是：指导思想的差误——不能靠创收以增加收入去稳定职工队伍；文化管理政策的缺失——不能仅有宏观政策，而没有对各行业具体而明确的规定，特别是缺乏对创收项目的审批及运作的指导；理论研究的误导——图书馆馆藏文献不是商品，图书馆不能搞产业化；对国内外图书馆有偿服务缺乏认真调研——国外图书馆收费服务归入国库，并非归图书馆所有，对国内图书馆收费服务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有所忽视。

综上所述，公共图书馆的收费服务涉及方方面面，当今务必端正目的，限制范围，锁定项目，有序从事。凡开展活动都应以政策为根据，以读者认可为前提，力避重蹈历史覆辙，唯此方能正确看待某一历史阶段，某一局部问题所出现的不正常状态，以总结经验，面向未来。

参考文献

1 沈迪飞.浅议当前我国图书馆的发展趋势.深图通讯，2006（4）

2 谭祥金.图书馆，公共了吗？图书馆论坛，2006（6）

3 黄俊贵.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原则及其实践.中国图书馆学报，2006（6）

4 黄俊贵.关于公共图书馆的知识服务.图书馆论坛，2006（6）

5 黄俊贵.公共图书馆馆长眼中的图书馆工作者——图书馆专业队伍建设琐谈.资讯传播与图书馆学，19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