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试验田”，开出公共文化“向阳花” 深圳，让文化回归市民权利

在这里，文化很值钱——文稿在中国内地第一次被拍卖，齐白石、张大千的画竟能变成理财产品；

在这里，文化很“便宜”——人们不花一分钱，就能进入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

……

这里，是深圳。

这座城市是中国的经济改革“试验田”，却多年被人讥称为“文化沙漠”。

但是，谁说文化只关乎厚重历史、悠久民俗与千年古迹？凭着骨子里的创新基因，只用了短短的30年，深圳就创造了许多“文化奇迹”。尤其是在满足市民的日常文化需求方面，深圳屡出新招，探索出独特的“深圳模式”，证明了在经济特区的“试验田”上，也能开出公共文化的“向阳花”。

2分钟借到书，3分钟看上电影

文化认同是城市魅力

深夜11时，林星悦在街头设置的自助图书馆，仅凭身份证和100元押金，就办理了读者证，成功借到想要的图书。

用时，两分钟。

第二天，她拿着读者证，在深圳图书馆的多媒体视听服务区，刷证排位，看起了电影《建国大业》。

用时，三分钟。

这就是享受文化的深圳效率，让游客林星悦惊叹不已。她不知道的是，在深圳，读书和看电影，只是市民享受文化的“冰山一角”。

“深圳曾被认为是一个没文化的地方，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还有这样的想法。谢冕、余秋雨等文化名人都曾经以遍布全市的图书馆、音乐厅、书城为例，认为深圳不仅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城市，也是一个文化繁荣的城市。”深圳出版发行集团总经理陈锦涛如此评价深圳的文化发展。

资料显示，深圳已建成较为完善的市、区、街道、社区四级文化设施网络，各类公共文化设施达1114座。其中，全市公共图书馆（室）618座；群众艺术馆和文化馆62个；博物馆（含纪念馆）22个；美术馆6个；高雅艺术演出经营单位场所25家；各类文化广场381个；广播电视覆盖率达100%。

时光倒回30年，深圳的全部文化家底只有“三家店”：一家戏院、一家电影院、一家展览馆。

时光倒回22年，何春华毕业分配到深圳新华书店。“说是书店、其实只能算是一间小棚屋。”今天，已是深圳市出版发行集团副总经理的何春华，见证了深圳图书出版业发展的数个“全国第一”。

时光倒回15年，现任深圳文体旅游局副局长的尹昌龙从北京大学毕业、南下深圳。宿舍就是办公室，附近的小地摊成天反复播放《九月九的酒》。他在桌上写道：我对北京的思念如潮水般涌来……

在尹昌龙眼里，一个城市有没有魅力，关键是看它有没有文化。那时，深圳已建成“神州第一高楼”国贸大厦，最火的文化生活却只是唱歌跳舞，全市有歌厅、卡拉OK厅886家。

但是，尹昌龙相信这块改革开放“试验田”对文化的催生力，他仍然扎根在深圳。没用几年，深圳书城、有线电视台、关山月美术馆、深圳画院、特区报业大厦、商报大厦、华夏艺术中心、何香凝美术馆等“新八大文化设施”陆续建成。

他与陈锦涛、何春华也产生了交集。他们共同参与策划的“深圳读书月”于2000年亮相，首届活动吸引了170多万人次。

2003年的一天，尹昌龙从北京乘飞机返回深圳，飞机降落，“我觉得自己回家了”。他说，深圳文化已经找回了自信，因为“文化最根本的是认同”。

381个文化广场星罗棋布

享受文化是市民权利

2010年9月13日：职场那点事·《旅行的意义》

2010年9月14日：深圳读书会·《民国时期的女性文艺风景线》

2010年9月15日：英语角·Game for a laugh

2010年9月16日：音乐时空·《民歌&民谣曼舞》

……

这是深圳市民的文化营养品：“深圳晚八点”。

深圳人拥有不少这样免费或低价的“文化营养品”：“市民大讲堂”，鸿儒谈笑处，往来皆市民；“美丽星期天”，高雅音乐任你听；“戏聚星期六”，传统国粹邀你互动……

在深圳，市民享受文化被看作是市民的“文化权利”。

2000年，时任深圳市文化局局长、现任深圳市委宣传部部长的王京生提出：“文化权利是一个公民应该享受并受到保护的权利，这是包括政府和民间的全社会共同担当的文化责任；在现阶段，政府要通过对文化资源的调配保证这项权利的充分实现，最终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2003年1月，是深圳文化发展的一个“春天”，深圳市委三届六次全会确立“文化立市”战略，用尹昌龙的话来说，“文化开始成为城市大客厅的主体。”

在“文化立市”的战略发展之中，为了保障市民的“文化权利”，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是重要的一条线。

此后，王京生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我们要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提高公共文化福利水平，建立起立体的文化享受、文化参与、文化保护、文化创造的服务体系。”

被赋予这项权利的深圳市民，不仅包括不到300万的户籍人口，更包含600多万的非户籍人口：无论你是外来打工的农民，还是事业小成的老板，或是西装革履的企业白领。

这就是深圳骨子里的公平意识。对公共文化设施的布局和资源配置，“公平性”体现得尤为明显，各区先后建立图书馆、文化馆、书城、影剧院，62个文化馆站和381个文化广场在深圳星罗棋布。

“劳务工博物馆”、“外来劳务工文化服务工程”，是针对特殊人群开展的特殊公共文化服务。文化场馆的残疾人无障碍通道，图书馆的盲人阅览室等，都在细微之处，体现用心——尽可能让所有人平等地享受文化权利。

勒紧裤带也要办文化

繁荣文化是政府责任

2007年，陆青峰看到深圳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相关报道。于是，他向市文化局打报告，要编一本类似于指南的小册子，让市民可以方便快捷地共享公共文化服务资源。

1个月之内，报告批下来：政府出资，委托陆青峰的深圳市海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担项目。

3个月后，《深圳市公共文化服务指引》面世，在深圳各大公共文化场所免费发放。

这是关于“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小故事。陆青峰至今感慨不已：在推动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方面，深圳政府的“反应很快，政策到位”。

早在1983年，深圳市委、市政府在确定建设图书馆、博物馆、大剧院、电视台、体育馆、深圳大学、新闻大厦和科学馆等“老八大文化设施”时，就明确政府是公共文化建设的供给和投资主体。

“老八大文化设施”总投资额达7亿元，但直到1985年，深圳的GDP不过33亿元、财政收入不到9亿元。深圳市委、市政府明确表示：“勒紧裤带也要把文化搞上去”。这份决心打动过无数人，陈锦涛便是其中之一。1992年，深圳书城罗湖城选址在深南大道蔡屋围路段，他一看市政府拿出这么一块黄金地段用作书城建设，认定“大有希望”，于是放弃了在北京任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副社长的人事安排，选择了深圳。此后，图书馆、美术馆等场馆免费，运营成本也全部由政府埋单。深圳探索产生了全国效应：2008年，全国公共博物馆、纪念馆部分免费开放。

与此同时，深谙市场经济魔力的深圳，一直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建设。像陆青峰这样投身公共文化建设的个人或企业，不在少数。2005年，深圳出台《深圳市重大公益文化活动实行社会化运作试行办法》。据统计，2007年55项和2008年447项活动先后面向社会公开招标。

“民间力量大”的另一个案例是“深圳读书月”。1996年，何春华目睹第七届全国书市在深圳“万人空巷”的盛况后，写下《深圳人呼吁“读书节”》一文；1998年，政协委员、深圳图书馆老馆长刘楚才等人的《关于设立“深圳读书节”》的意见，摆在了王京生的桌面上，他提笔批示同意，并定名“深圳读书月”。

至今，这个“文化的狂欢节”已连续举办了10年，共有各类活动1872项，市民参与人数从首届的170多万人次上升到第十届的近900万人次，累计5590万人次。

活动的总承办方就是深圳出版发行集团，旗下的中心书城是一家体验式书城。据陈锦涛介绍，书城开业以来平均1天半举办一项活动，还通过风格餐厅、教育培训等，提升了书城的丰富性、趣味性和可逛性。在这里，“可以买书、休闲、避雨，甚至只是享受空调。” 书城总经理王芳这么说。

中心书城企业化经营，但王京生却提出了“准公益性”的新概念。在政府的规划中，对于中心书城这样的文化企业，很重要的一个考量标准却是社会效益：为城市提供了怎样的文化服务，对提高城市的文化品位有何贡献。

这源于深圳在30年发展之中的体悟：“文化是阳光、水、空气，应该渗透进每一个单位、企业、家庭。”